明初里甲制與賦役制的推行
惠帝削藩原因探析
明成祖遷都北京的作用
明代邊防政策的轉變
明代商人地位的轉變
「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釋
論南明抗清失敗的原因
八旗兵的設置與組織
康、雍、乾三朝防範和消除危害皇權的方法
從乾隆後期的吏治敗壞與軍隊腐化看清朝中衰
明清時期的總督與巡撫
清代集市的作用與行會制度的負面影響
早期中英的外交接觸－馬戛爾尼來華使團
論一八四○年的中英戰爭
曾國藩與太平天國
清代中國版圖沿革簡述
清代蒙古族統治政策
清代藏族統治政策
清代西北民族統治政策
清代西南民族統治政策
王陽明心學的興起及其對晚明思想文化的影響
論清代考據學興盛之原因
清代今文經學的發展與龔自珍的治學主張
論近代知識分子對西學態度的轉變
利瑪竇傳教成功之處
基督教(新教)之來華
元末大亂，群雄並起，結果為朱元璋取勝，統一天下，建立明朝。由於連年征戰，地方殘破，戶籍失修，因此朱元璋建國後的首要任務是盡快整理戶口，以穩定國家收入，故明初有里甲制的出現與黃冊的編造。
明代以里甲制度作為地方基層的組織，它的由來已久，秦漢的亭里制、北魏的三長制等的性質都與里甲制相似。元代時亦設有里正。〈永樂大典．湖州府志〉卷載：
「元各都設里正，主首，後止設里正，以田及傾者充，摧辦稅糧。」
可是元朝的制度到了明初，因大量戶口流失而受到破壞，於是洪武三年，在湖州府創立了以一定戶數編為一里，每里分為十甲的里甲組織。〈永樂大典．湖州府志〉載：
「國初各都仍立里長，洪武三年以來，摧辦稅糧軍需。」
這裏所指的各都是指湖州府內各城鎮，規模較小。洪武十四年後，里甲制度便開始正式向全國推行。
當時的里甲制度是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一里之中推舉丁糧多的十戶為糧長，其餘每十戶為一甲，甲是地區上的最小單位。甲長由每戶按丁糧多小為序，每十年輪流任一次，其職責是供應公家差使和拘傳本里罪犯。城鎮方面，則設「坊」、「廂」，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在同一里甲內的人需要亙相監督，一人犯法則全家受累，鄰里知情不報亦要連坐。人民若要離境，需向政府申請「路引」方可通行。此外，為要詳細記錄人口的情況，於是又有黃冊的編造。
明初政府首先檢實天下戶口，並設置戶帖和戶籍。戶帖交給本戶自存，即類似今日的戶口簿，戶籍則由官府保存。戶帖與戶籍均記錄姓名、年齡及居地。明朝的戶口可分三類，即民戶、軍戶和匠戶。民戶包括儒、醫、陰陽，軍戶包括校尉、力士、弓鋪兵，匠戶包括廚役、裁縫、馬船。此外還有煮鹽的灶戶，僧戶和道戶等。這些戶籍每年登記一次，上報中央。隨著里甲制的推行，政府在戶帖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黃冊制度，它比戶帖制度更為詳密。黃冊是記錄戶口的冊子，因冊籍封面為黃紙，故稱黃冊，是政府征收賦稅的主要依據。萬曆〈武進縣志．錢穀〉記黃冊的編造謂：
「其法各給戶帖，備開籍貫丁產，有司歲加稽察，十年一造，造必審圖，皆據戶帖現額添減開除。」
黃冊共造四份，一份上送戶部，其他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份。明初黃冊的編造，奠定了明朝的戶籍制度的模式。
明朝里甲制的制定及黃冊的編造，對明朝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政府對黃冊非常重視，因為它是征稅的主要依據。黃冊的編造，使人口的資料清楚，避免了人民逃稅的情況。另一方面，里甲制為明政府提供了徭役的來源，因為每甲中的十戶人家，每年需輪流當甲首應役，這就為政府提供了人力。此外，里甲制還有對人民有一種監視的作用，又可以把勞動力束縛在一固定的地方，也能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
有學者認為，明太祖在土地丈量與戶口調查方面取得宋元統治者未能達致的成就，觀明初的黃冊和魚鱗圖冊的編造便可知沒有言過其實。在編造黃冊時，政府規定發給各戶的表冊，必須由本人填寫，或本戶自報請人代寫，不許其他人包辦，可見其態度之認真。而且，黃冊所記的戶口，男女老幼均在入冊之列。以前的統治者在做戶口統計時，只從經濟上的角度考慮，只記男丁，不列婦孺。但明朝則是所有人都登記，所以人數便較前代準確。
明代在洪武二十年也有對全國土地進行過丈量的工作，官員把田地的記錄寫在魚鱗圖冊上，因記錄的田地貌似魚鱗而得名。政府把全國的土地詳細地記下來，田地是屬於誰的都清清楚楚地記錄在案。經過這一次土地丈量以後，政府清查出了不少隱瞞的土地。在洪武二十六年，經過土地丈量，全國土地多達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明代的土地丈量法，比前代是周密得多了。直到清乾隆四十一年，政府才有類似明的制度，而以前的朝代更沒有比明代嚴密，故明朝在這的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姜公韜對明代的戶口調查與土地丈量兩種制作出過這樣的評價：
「這兩項工作都是從唐朝中葉均田制度破壞以後，歷經宋元兩朝六百年來，中央政府始終想做卻未能徹底辦到的。」（《明清史》P.19）
可見明制的重要性。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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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94
朱元璋之得天下也，畏元室之餘勢，懼武將之專權，是以分疆眾子，裂土諸侯。然太祖在位，嚴拒伯巨之論，惠帝繼統，急采齊黃之議，毀先王之制，削諸藩之權。究其原因，乃惠帝之際，情勢之轉移所致也。
太祖分封之原意，乃元室實力可畏。太祖定都南京，雄据江淮，距北塞幾有七千里也。時元順帝雖已北逃，其勢仍在：
「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實未始亡耳。於時忽答一軍駐雲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峪，納哈出一軍駐金山，失喇罕一軍駐西涼。」(〈明史紀事本末．故元遺兵〉)
故駐重兵於塞外，逐強敵於漠北，為明初當務之急也。元室孤立無援，因無分封藩王；太祖秉性多疑，故不信任武將。是以分封諸子為藩王，內制民變，外屏中央：
「是時帝念邊防甚，且欲諸子習兵事，諸王封並塞居者皆預軍務。」(〈明史．晉王傳〉)
及洪武廿年，藍玉征虜，翌年大捷，元勢漸衰。其後元室內部分裂，爭權奪利：
「自脫古思帖木兒後，部帥紛拏，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弒，不復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明史．韃靼傳〉)
建文之世，元室再無威脅，形勢轉變，分封自無必要。削藩之舉，勢所必然。
又太祖家天下之思想，極為濃厚，封藩王之舉動，亦在維護朱朝也：
「明興，高皇帝以宋為懲，內域削弱，邊圉勿威，使胡人得逞中原而居閏位。於是大封諸子，連亙邊陲。」(〈名山藏．分藩紀〉)
明制規定，藩王管區之兵，悉聽藩王指揮。軍權既予骨肉，兵力自歸藩王。地方生變，固可派兵應戰；京師告急，亦能起兵勤王。遂能屏藩王室，翼衛朝廷。
燕王早蓄謀帝位之野心，太祖後顧慮藩王之跋扈，曾語人曰：「燕王不可不慮」也。及太孫位繼於上而為政，燕王位居其下而不甘，本太祖之心腹，成惠帝之大患。分封本為鞏固王室，保有朱朝，然惠帝之際，藩王跋扈，威脅中央。情勢業已轉變，則非削不可也。
元末地方殘破，明初民生困苦，故太祖重視吏治，以安民心：
「洪武五年，下詔有司考課，首學校農桑諸實政。日照知縣馬亮善督運，無課農興士效，立命黜之。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明史．循吏傳〉)
時勢動蕩，政局未穩，故分封諸侯，以治理地方，可上衛國家，下安民心也。
其後太祖派兵，西征秦晉，北伐蒙古，平定川蜀，直取黔滇。自洪武廿四年後，邊境無事，戰事不復，天下大定，社會安寧。降及惠帝，藉藩侯以安民心，封諸王以監吏治，亦無此必要也。
夫時勢轉移，無分封之動機；諸王坐大，有削藩之理據。藩權益重，王權愈危。故曰太祖封王，其舉甚佳；惠帝削藩，其勢不已。
洪武二年，太祖詔令，敕中書省，編《祖訓錄》，立封建之制，定諸王之邑：
「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無敢鈞禮......歲祿萬石，府置官屬。」(〈明史.諸王傳序〉)
太祖之分封凡三次，諸子之受邑餘二十，幾有遍及全國，足可鞏固大明。受封諸王，皆有兵權。而守邊諸王，如燕晉之輩，持權特多，擁兵尤重：
「晉燕二王，尤被重寄，數命將兵出塞及築城屯田。大將如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皆受節制。」(〈明史．晉王傳〉)
且祖訓言明：「朝無正臣，內有奸逆」，諸王得以舉衛兵而入京，清君側而勤王。又可掌司法之權，管藩國之務。諸王兵權，日益高漲；中央治權，漸趨低落。遂至燕王坐大，終於猛虎為患，王權危機，一觸即發。
然太祖在位，諸王未叛，蓋諸王之勢，未足挑戰中央。太祖之明，自可駕馭藩王，況子弒父，以下犯上，終不能也。雖太祖之際，相安無事；然矛盾之結，終究未解。惠帝即位，難以駕馭諸叔；藩王坐大，終於舉發兵馬。蓋太祖分封，留下禍根；惠帝繼位，爆發危機。以上所言，皆削藩之遠因，以下所論，乃削藩之近因也。外部藩權跋扈，內廷士權復熾，權力不均，制力失衡。惠帝削藩，不可免也。
諸王恃權跋扈，擁兵自重，外重難制，尾大不掉。諸王野心，燕王尤甚。燕王之為人也，智勇而有大略，私制兵器，偷印寶鈔，招買兵馬，搜羅術士，陰謀奪權，蓄意造反：
「成祖意決，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明史．姚廣孝傳〉)
自洪武廢相，士權低落，今燕王蓄勢，藩權高漲。故朝中大臣，欲恭閔惠帝，遏抑藩權，提高士權。高巍韓郁，主和親之議；齊泰子澄，舉削藩之論：
「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明史．高巍傳〉)
「先人者制人，毋為人制。」(〈明史．黃子澄傳〉)
帝鑑於形勢之危急，遂擇後者。故士權之復熾，乃促成削藩之舉。
贊曰：漢建郡國，遂起七國之變；晉封親王，終成八王之亂。前車既覆，後車為鑑，故分封在於先，必禍患遺於後。燕王起兵，其勢必然；惠帝削藩，其法無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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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90
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明朝之後，即選應天（今南京）為首都。燕王朱棣靖難之變成功，又把國都遷往北平（今北京），建國初期，即有如此大規模的遷都，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朱棣遷都之動機，與其內在的背景及外在的形勢有著密切的關係。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選擇南京為定都地點，固然是因為他在抗元時期以這裏為根據地有關，而更重要的，是江南一帶經濟較北方為優。江浙一帶自中唐以來皆為富庶之地，該處物產豐富，韓愈曾有「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送陸歙州詩序〉）之語。南方經濟超過北方，這種情況，到宋元一直未有改變。朱元璋定都南京，主要是從經濟上的角度去考慮，因為江南米糧和軍需能源源不絕的供應政府，又沒有運輸上的困難。況且朱元璋即位時，西北還未平定，建都北方有一定的危險，故而決定在南京建都。
可是明成祖朱棣的情況有點兒不同。成祖之得位是由於他發起「靖難之變」而來的。最初，太祖定都南方，雖有經濟上之便利，但北方蒙元勢力還未完全消除。〈明史紀事本末．故元遺兵〉謂：
「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實未始亡耳。於是忽答一軍駐雲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峪，納哈出一軍駐金山，失喇罕一軍駐西涼。」
可見蒙古尚有一定勢力，就算他們不能進犯，明朝卻不可不防，於是太祖便分封諸王子於邊塞要地，拱衛王室。朱棣便是其中一個，他被封為燕王，駐北平，故北京是他勢力範圍所在。靖難之役，燕王直搗南京，但南京並不是他的勢力範圍。於是在永樂元年正月，即詔改北平為北京，十八年北京宮殿建成後，便正式遷都到北京去了。這就是成祖遷都的內在因素。
除此以外，成祖遷都亦受外在環境所影響的。蒙古的勢力在成祖時雖然有所削弱，但也不容忽視。〈明史．韃靼傳〉謂蒙古：
「自脫古思帖木兒後，部帥紛拏，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弒，不復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
當時北元勢力仍是對明朝有威脅的，於是成祖自永樂八年起，五次親征漠北，打擊瓦剌和韃靼的勢力。為要控制蒙古起見，成祖把首都移駐北京，以便指揮。故成祖的遷都，與外在的形勢亦關連。所以顧祖禹謂：
「太宗靖難之勳既集，切切焉為北顧之慮，建行都於燕......亦勢所不得已也。」（〈讀史方輿紀要．卷十〉）
成祖遷都北京之舉，對於開發邊疆和維護統一是有積極的意義的。成祖在北方一些邊陲重鎮設立軍事要塞。〈明史．地理志序〉謂：
「其邊陲要地稱重鎮者凡九：曰遼東、曰薊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寧夏、曰甘肅、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統衛所。」
這就是所謂「九邊」之地，這些軍事基地主要是防止蒙古的進犯。另一方面，在遼東更設立了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管理東北之地。成祖建都北京能有效地控制邊塞要隘，對維護政權是大有幫助的。
成祖還很注意與北方各民族的聯繫，例如在遼東開原，廣寧等地設馬市，在西北地區也擴大了茶、馬貿易，刺激經濟發展，這都是成祖經營北方的成果。
不過首都設在北京，亦有其弊端，首先是糧食運輸的問題。遷都北京後，大量軍隊駐扎首都及九邊之地，而北方糧食跟本不能夠供應這麼多的兵馬，故糧食需要從南方運上來。幸好明代在處理糧食運輸上有一套完善的計劃。明朝運輸東南的糧食往北方，有水路和陸路兩種。永樂九年，成祖命工部尚書宋禮治理運河，並派遣十二萬軍隊在運河沿線護衛，以保證漕運暢通無阻。
漕運的問題雖然解決了，但北京的地理位置的問題是很難解決的。北京城以北一帶是平原，無險可守，假若敵軍越過長城後，便可長驅直進。若北京成了政治中心，萬一受到外族的進迫，便容易發生危險。明朝史上最嚴重的軍事危機是英宗年的土木之變。當時瓦剌以二萬兵進犯北方，英宗沖齡嗣位，受宦官王振的唆擺，決定發兵五十萬親征。但英宗未經戰陣，指揮不當，在土木堡大敗，且為瓦剌所俘。明朝上下震驚，許多官員紛紛逃難，有人以為北京守不住，甚至主張遷都返回南京。幸得兵部侍郎于謙抵抗到底，瓦剌才放回英宗，否則回師南京，北方又勢必陷入外族之手了。可見都於北京，若疏於防範的話，其潛在危險是不容忽視的。曾經有學者作過這樣的評論：
「明成祖敢於把首都放在國防的最前沿，糾正了北京在北方國防上的退讓錯誤，這對鞏固國家發展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文化起了重大作用，也保衛了先進的長江流域的經濟、文化，能使之以順利發展。但明朝把全國的智力、物力和財力過於集中於北京，沒有注意到對各個地區，特別江南地區，從總的戰略方面作出足夠力量的儲備和部署，因此後來一旦清兵大舉進攻的時候，明朝即發生了都門告變，全國解體的形勢，不能像東晉和南宋那樣，在江南長期立穩腳跟。」（李炳均，劉敬坤：〈歷代建都與文化發展的關係〉，載《歷史月刊》民國八十三年四月第七十五期）
從明朝的史歷史看，在軍事上的價值而言，建都北京較能控制北方蒙古勢力發展，但由於地理位置太近蒙古的關係，因此也有一些潛在的危機。可見建都北京，有利亦有弊，關鍵是經營北方的策略是否得當。太祖與成祖皆有能力經略北方，以武功取勝，建都北京，當然沒有問題。而成祖以後的君主，主要是采取防守的策略，因此受威脅的機會也就多一些了。
參考書目
中國史稿編寫組:《中國史稿(第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吳唅:《明史簡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
孫文良:《明清人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高銳(編):《中國軍事史略(中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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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94
蒙古人自洪武元年被朱元璋驅逐中原後，漢人便重新統治中國，不過北方蒙古人對明朝邊境威脅甚大，由明初至明末，邊患無日不在。明朝為要打擊和對抗蒙古的勢力，故此很重視北方邊防的防務，亦因著明朝盛衰情況之不同，防務亦有所改變。大抵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洪武至宣德時期；第二，正統至嘉靖中葉；第三，嘉靖廿九年以後至明末。
明朝建國初期，蒙古人雖然被迫退回北方，但仍具有一定的勢力。當時元順帝退到北方，仍擁有軍馬部隊，時刻想捲土重來，恢復對中原的統治。洪武二年六月，太祖命常遇春與李文忠率軍北征，先後擊敗元將江文清和也速。洪武三年，太祖又命徐達為大將軍，輔以李文忠、馮勝等分道出征，與擴廓帖木兒會戰於蘭州。擴廓帖木兒敗陣，向北逃竄，「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明太祖實錄．卷五一〉）。洪武八年，擴廓死，北方的局勢才暫時穩定下來，但並不表示蒙古勢力完全被消滅。相反，明朝並不可能一時間以軍事力量來消滅蒙古的。太祖有見及此，於是在洪武六年正月，命徐達、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一帶練兵，命其「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修葺城池，嚴為守備」（〈明史紀事本末．故元遺兵〉）。除了在邊疆屯駐重兵外，太祖又實行分封制度以鞏固北方邊防。
太祖把他的二十四個兒子分封在全國各地。洪武三年太祖曾謂：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明太祖實錄．卷五一〉）
分封的目的，很明顯是鞏固明室邊防，而太祖分封的重點在於北方。太祖次子梜封秦王、三子棡封晉王、四子棣封燕王（即後來的明成祖），另外還有在北方其他的重要軍事據點都封了六個王。九王戍守邊疆重鎮，主要的務是對抗蒙古。〈名山藏．分藩記〉謂：
「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險隘，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壘帳相望。」
排出這樣的陣容，可以看出太祖已開始注意防守，由於他以諸王戍守，因此被稱為「諸王守邊」的策略。這種策略到了明成祖便有很大的轉變。
成祖本來封為燕王，後來以「靖難之變」奪取皇位。他當了皇帝後，依次將藩王削去，恐防諸藩王重蹈覆轍，來篡奪成祖之位。這樣一來，邊防空虛了，但成祖把國都遷往北京。於是，由原來的「諸王守邊」變成了「皇帝守邊」的策略。此外，由永樂七年起，成祖更五次親征漠北，蒙古的韃靼和瓦剌部受到嚴重的打擊。成祖又在每年秋季派軍隊出塞三百里，在蒙古各部騎兵出沒之地，乘風放火燒草，使其坐騎無草料供應，防止他們對邊境進行侵擾。
明成祖對蒙古的政策，也不全然是征伐的，他對於自願臣服明朝的蒙古部落，實行羈縻政策。如瓦剌部在猛可帖木兒死後，由馬哈術、太平、把禿孛羅三個首領分別統治著。永樂七年五月，成祖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禿孛羅為安樂王。次年，三王便貢馬謝恩，歲歲來朝。
從這一段時期來看，明朝的北方邊防策略是積極的。一方面，太祖和成祖主動出征打擊蒙古的勢力，另一方面，又積極地加強邊境防衛，無論進或防守都處於主動的地位。
第二時期自英宗正統年間開始，當時瓦剌部首領也先臣服了北方蒙古各部，還西征中亞各族。東攻兀良哈三衛，席卷女真，並屢次出兵襲擾遼東、薊州、宣府、大同等地，對明朝構成嚴重威脅。正統十四年，也先率領二萬瓦剌騎兵進攻大同，兵鋒甚銳。其時明英宗寵信宦官王振，王振不諳軍事，卻主英宗親征。英宗誤信王振，輕率地發二十萬兵進抵大同，結果大敗，英宗更被也先俘虜。這場戰役，史稱「土木之變」。土木堡戰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朝野震動，一些大臣主張明室南遷。但兵部侍郎于謙力排眾議，決意保衛北京。他調集南京、河南、山東各府軍隊入衛，加強京師防守，又派得力將領鎮守大同、宣府、居庸關等北京外圍的軍事重鎮和險要關隘，牽制敵軍。
自北京加強防務以後，瓦剌軍隊多次出兵南犯，皆無所得，也先於是在景泰元年與明朝議和，將英宗放回。經此一役，明朝甚損國本，對蒙古也不言征伐，而是加強邊境防務，採取守勢。
第三段時期是嘉靖二十九年以後。在此以前，明人曾棄守河套。明世宗時，陝西三邊總督曾銑與內閣首輔夏言力主出兵收復河套地區，但先後為權臣嚴嵩所殺。從此便無人再敢議復河套，明朝邊防便愈加廢馳了。
嘉靖廿九年，蒙古族的俺答大規模出兵入侵明邊境的宣府、薊州，直達北京城下。明朝聽任俺答在京畿一帶擄掠八天，滿載而回，史稱「庚戌之變」。至此明代北方邊防已一厥不振，問題日益嚴重。隆慶元年，張居正入閣為大學士參與機要政務。他首先破格重賞有功的將士，提拔一批優秀將領擔任邊帥，如奏請調譚綸、戚繼光練兵薊州，命李成梁鎮守遼東。
張居正又命譚綸和戚繼光整修長城，增築敵台。他們從山海關到鎮邊約二千里的邊防線上修建了空心敵台一千餘座，同時還對原有的長城進行修整，加高和加厚邊牆。經過幾年的修整，薊、遼、宣、大同四鎮的防務加強了。
與此同時，張居正還積極尋求改善蒙古和明朝的關係。隆慶五年，明朝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規定每年貢馬一次，並在大同等地開設十幾處馬市，基本上結束了蒙古與明朝的戰爭。〈明穆宗實錄．卷五十九〉謂：
「三陲晏然，一塵不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
北部邊境出現前所未有的和平景象，只是明朝防務雖固，卻也無力進攻。明末邊防不修，女真人又在遼東進逼，北方邊防又再出現缺陷了。
從以上三段時期的發展來看，可以看出明代北方邊防政策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策略，一是初期的積極進取，二是後期的消極防守。兩種政策都有其利弊。
積極進取的政策，好處是遏止蒙古勢力的擴張，使之不能越雷池半步。成祖五次親征，俘獲韃靼騎兵，迫使阿魯台出走，部落星散，韃靼部勢力大衰，這些都是積極進取的優點。但連年征伐，明軍傷亡也著實不少，軍事開支也非常龐大，政府又不得不征稅以彌補支出。所以勞民傷財，是進取策略之弊。
明朝采取防禦的措施，對於阻擊來進犯的外族也取得一定成效，因為鞏固長城事工，外族入侵的難度提高，邊境受破壞的程度也會降低。不過只守不攻，策略未免太過消極，外族會乘勢坐大，滿州女真人的掘起便是很好的證明。明初政府曾在女真人的所在地設立奴兒干都司來管理他們，可是明末軍事鬆馳，在衛所制度管理下的士兵逐漸喪失戰鬥力，士卒生活又貧困。於是女真人乘勢掘起於遼東，明朝縱有長城捍衛也無濟於事了。
參考書目
中國史稿編寫組:《中國史稿(第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姜公韜:《明清史》(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9).
高銳(編):《中國軍事史略(中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傅衣凌(編):《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湯綱、南炳文:《明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AUG 94
中國的商業活動起源極早，而且十分發達。〈易．系辭〉已有關於神農氏「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記載。雖然神農氏未必確有其人，但古時已有商業活動大致是可以肯定的。相傳殷商時期，因貿易盛行，殷民族善於經商，故其建立之朝代曰「商」，可見古時商業之發達。但到了漢初，商人由於囤積居奇，操縱物價，左右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漢初政府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打擊商業，並列商人為士農工商四級之中的最下級。這個政策，歷朝奉行不衰。不過到了明代，形勢有了改變，商人的地位提高，四民的地位也有所改變。
明代中期以後商業經濟十分繁榮，商品生產也得到空前的發展，較為突出的有種棉、紡織、養蠶、陶瓷等商業活動。另一方面，全國各地商業往來頻繁，出現了很多商業大城市，例如北京、南京、杭州、廣州、徽州、揚州、泉州等地都是商業繁榮的城市。其中以兩京特別發達。例如南京：
「北跨中原，瓜連數省，五方輻輳，萬國灌輸。三服之官，內給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賈爭赴。」（〈松窗夢語．商賈紀〉）
其商業繁榮的景象，可想而知。在商業繁盛的情況下，商人的集團也慢慢形成起來。
明代中後期，商業資本非常活躍，許多人投身商業活動，不少商人資本雄厚，聲勢顯赫。他們若是同鄉或是同行的，往往結幫成伙，設立組織，以團結內部，保障自己利益。其中勢力最雄厚的是徽州和山西商人，財富稱雄天下。〈五雜俎．卷四〉記：
「三晉富室，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及開則市者紛至，如趕集然，常有藏十數年不腐者。」
這些商人集團的活動，大大促進了各地的商品流通，使明朝經濟繁榮起來。而隨著商人集團的活躍，使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
明代有「商籍」之設，專為鹽商子弟在本籍之外鹽商營業之地報考生員，而且特為保留名額。在明代以前，商人不准參加考試，更不可以為官。但明代商籍之設立，使商人子弟不但有參加科舉考試的機會，更可以保留名額，使他們較一般平民容易取錄。除考試外，商人獲得官位的另一途徑是「捐納」，即商人向政府繳交錢銀，便可以成為監生。明景泰年間，為充實邊防財政需要，開納馬、納粟、納銀入監之例，使商人有機會因監生而得官，因為明代的監生可以補低級官職。明末監生之中，以捐納入監者十有七人，商人入監，已成風氣，至清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由於商人的地位提高，故古者以來士農工商的階級已有所改變，商人已凌駕農工，甚至有人「棄儒從商」的現象。本來明代初期，統治者對商人仍然是加以限制的。〈農政全書．卷四〉謂洪武十四年：
「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
但到了明代中期，商人地位提高了，加上商人獲利甚豐，因此人們出現捨本逐末的情況，很多務本的農民紛紛逐末而經營工商業。例如〈閩書．風俗〉記福建永寧一地：
「土地膏腴，專有魚杉油漆萱麻之利，以通於商賈。」
「民田耕作之外，輒工賈。」
不單農民是這樣，就連儒生也有轉而從商的。王陽明〈節菴方公墓表〉謂：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公者，始為士，掌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
這是一個棄儒就賈的典型例子。王陽明對商人地位的看法與前人不同，他認為：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他肯定了士農工商處於平等的地位，並無高下之分，商人的社會地位不比士為低。李維楨〈鄉祭酒王公墓表〉謂：
「四民之業，惟士為尊，然無成則不若農賈。」
由此可見士已不是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了。而且，明人對從商的觀念已經改變，商業不再是末業了。
明代經濟發達，商人的地位日益重要，其勢所至，影響了士人與商人的階級關係，也改變了士人對商人的看法。中國傳統以來士農工商的次序在明代打破了，商人終於取得了優越的社會地位。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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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94
明朝開國之初，太祖和成祖都是較有魄力的君主，致使明朝的國力強盛。接下來的仁宗和宣宗，雖無太祖和成祖之功，但也能維持明帝國的安定。繼位的英宗，是明由盛轉衰的關鍵。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發生了「土木之變」，英宗親征，明軍大敗而回，英宗本人也被入寇的瓦剌首領也先所擄。至此以後，明朝國力已不如以前強盛。雖是如此，前明幾個君主所奠定的基業，並不是一下子就倒掉的。究竟明亡之兆始於何時呢﹖孟森認為在萬曆朝：「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明清史講義》第五章）。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
明神宗朱翊鈞在一五七二年即位，年號萬曆，時年九歲。由於年幼，故政事由張居正處理。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年間成進士，穆宗時入內閣。居正做事有謀略，有魄力，且有抱負，當他成為首輔之時，太后慈聖太后也對他極為倚重。〈明史．張居正傳〉謂：
「時上幼沖，虛己以委居正。居正既得當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張居正一上台便大事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例如整飾吏治、整頓邊防、推行「一條鞭法」，減輕人民負擔，於是社會上出現了比較安定的境象。而慈聖太后又對神宗管教極嚴，所以萬曆初年的情況還是比較好的。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卒，情況便有所不同。特別是萬曆十四年以後，神宗出現了長期怠政的情況。神宗怠政的原因可能與「爭國本」事件有關。黃仁宇說：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曆皇帝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其動機是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為太子」（《萬曆十五年》第三章）。
本來神宗打算立朱常洵為太子，但礙於宗法觀念而不可，朝臣也大力反對，只好把立太子一事一拖再拖。一時間，朝中議論紛紛。就這樣，「爭國本」先後爭論了十多年，一直到萬曆二十九年，神宗冊封朱常洛為太子，封朱常洵為福王，事情才算解決。但這麼一來，神宗屈服於輿論壓力，又心有不甘。臣僚既不讓他如意，他便作出消極的抵抗，主要表現在不上朝、不御講筵、不親郊廟、不批答奏章、中外缺官亦不補等。
自萬曆十四年以後，神宗便少與大臣接觸，開始說是有病而不上朝，後來上朝的次數便越來越少。講筵是古代帝王為研讀經史而特設的御前講課，除講授經史以外，還會聯繫當時朝政作為實踐。自萬曆十四年以後，神宗對此已不感興趣，結果只以每日呈上講章就算。當時重視孝道，所以皇帝必須親自到祖廟進行祭祀，但自萬曆十四年十月孟冬時遣徐主璧代行後，神宗便常不祭廟了。對臣下的奏章進行批答，是皇帝的職責，也是皇帝處理政務的重要形式。但神宗怠於政事，常常把奏章留而不答，名為「留中」。神宗對政事的荒怠，對明朝的國運有負面的影響。
由於宰相一職已經在明初廢除，所以事無大小，都要由皇帝裁決。但是神宗不理政事，把奏章留中不發，其後果是很嚴重的。例如萬曆四十七年：
「大清兵連克開原、鐵嶺，廷臣於文華門拜疏，立請批發，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從哲乃叩首於仁德門，跪俟俞，旨帝終不報。俄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群臣，面商戰守方略，亦不報。請補閣臣疏十上，情極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明史．方從哲傳〉）
情況如此危急，神宗也似無動於中的，破壞了朝廷的日常運作。
神宗怠政的另一影響是使朝廷「人滯於官」、「官曹空虛」等不良的情況。按明朝的規定，官員的任命或升遷都必須前往官中陛見，經皇帝欽准才算生效。由於神宗久不視朝，使官員的任免處於半停頓的狀態。萬曆十七年，大學士申時行建議將升授官面見皇帝謝恩的制度，改為如免朝三次即可不必等候，僅具疏奏知了事。如有官員請辭，皇帝也不援例慰留，任由他離去，所缺的官位亦不予補給，讓其出缺。在缺官嚴重的情況下，為了處理日常政務，於是以其他的官吏代辦。這種辦法雖可暫時處理一些問題，但那些署理的官員，或缺乏責任心，或才能不足，效果往往欠佳。
自從發生爭國本的事以後，朝中的文官集團已分成若干派別，也常引起激烈的爭論。皇帝是一國之主，他那仲裁者的角色正是要在他們中間取得平衡。可是神宗對文官的爭論不加理睬，不去裁決，結果百官之間派系對立，黨同伐異。這種風氣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形成了黨爭，使明朝的統治陷於崩潰的邊緣。
有人批評明神宗「好貨」，這也可以從他派出「礦監」和「稅使」來開源便可看出來。礦監是到各地督領採礦的人員，稅使是到各地徵收稅款的人員，明神宗所派的礦監和稅使都是由宦官擔任。有的礦監妄指良田大宅或死人墳墓以下藏有礦脈，藉以向百姓徵索，官府加以干涉，則指為阻撓礦務。稅使收稅名目之多也是史無前例的，當時已有人提出過此乃擾民之舉，但神宗依然故我，於是便引發了各地人民的反抗，使天下騷然。
而在萬曆二十年，明朝邊境亦接連發生事故，分別有寧夏副總兵哱拜之亂和中日朝鮮之役，連同萬曆廿七年的播州土司楊應龍之亂，歷史上稱為「萬曆三大征」。據統計，單是播州之役所用的軍費便達八百多萬兩，幾乎是全國的財力。經過三大役後，政府財政赤字又不斷增加，社會秩序又動盪起來。從此明王朝便一蹶不振，日漸走向下坡，直至滅亡。以後天啟和崇禎兩朝都難以挽回明朝覆滅的厄運了。
〈明史．神宗本紀〉贊曰：「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從以上論述來看，可以說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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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94
對於中國來說，公元一六四四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城，明思宗在煤山自縊而死，明思宗的死標誌著明朝的滅亡。五月，清兵趕走李自成而佔領北京，建立清朝。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中國各地漢人都組織一些反抗清朝的勢力，其中以前明君主後嗣為號召的勢力最具代表性。這些前明的後嗣，紛紛建立國號和年號，史稱「南明」。南明抗清由福王弘光元年（1644年）至桂王永曆十五年（1661年），共歷時十七年。按理，滿州人原是邊疆民族，無論在人力、物力、軍力、財力等都比明朝遜色，但結果卻是滿州人獲勝。現在先揭示雙方勝負之原因，再探討其關鍵之處。
清兵入關後，明神宗孫福王朱由崧在一六四四年五月於南京就任監國，後來即位稱帝，以明年為弘光元年，並任馬士英、史可法等為內閣大學士，試圖恢復明朝的規模。清軍在弘光元年五月上旬到達長江北岸，未幾福王被捕，押上北京處決。福王敗亡後，明兵部尚書張國維、刑部張煌言等人擁立在台州的魯王朱以海在紹興就位監國，不立年號。與此同時，原泉州總兵官鄭芝龍、禮部尚書黃道周等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建元隆武，但分別為清兵所敗。隨著福、魯、唐諸王的失敗，中國東南的抗清力量已大致消滅，而在西南方，仍然有反清的勢力。一六四六年八月唐王死後，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在肇慶擁立桂王朱由榔監國，一個月後稱帝，建元永曆。清軍窮追不捨，永曆帝一直退到南寧、昆明，又逃到緬甸。永曆十五年（1661年）秋，吳三桂率十萬大軍進入緬甸，迫緬甸王交出永曆帝，押回雲南。翌年四月，吳三桂絞死永曆帝於昆明，南明的最後一個政權至此滅亡。
南明抗清的失敗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南明政權政治腐敗。南明政權以前明帝王後嗣為號召，這是其有利的一面，但是這些割據政權並未行出良好的政績。相反，其政事是十分令人失望的。例如在弘光初立之時，正是危急存亡之際，但馬士英根本沒有把大敵當前和國家大計放在眼中，反而以興復河山為名，借口籌務經費而大事搜刮。又增加鹽稅和酒酤，賣官鬻爵，賄賂公行，而美其名曰「助餉」。這樣的政權，自然不得民心。
政權內部不和，也是南明抗清失敗的原因之一。在南明政府，雖然也有一些盡忠報國的將領，如弘光朝的史可法、永曆朝的李定國等。然而朝中亦有不少奸佞之臣，而這些小人，往往排斥異己，爭權奪利，使朝廷內訌迭起。更糟的是，他們通常都是掌握實權的人。例如弘光朝的馬士英和阮大鋮等人橫行霸道，屢興黨獄，前方將士請餉要糧，他們遲遲不肯發給。結果令忠勇的史可法在前線孤軍作戰，被清軍打敗。又例如永曆朝的李定國和孫可望，他們本來是大西流寇的領袖，後來效力南明，大大增強了永曆的勢力。但孫可望在李定國在湘、桂一帶取得勝利後深懷妒忌，他對李定國在前線作戰時諸多掣肘，甚至欲加害之，致使李定國不得不退守兩廣，喪失了抗清的大好時機。後來孫可望降清，他還把永曆朝的虛實告知清廷，加速了南明的敗亡。
此外，南明諸王之間不和亦同樣削弱南明的力量。如魯王在紹興就任監國，唐王在福州建元稱帝，若二王協力同心，則抗清事業便可以多一分力量。可是順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軍乘天旱水淺，大舉渡過錢塘江，直取紹興，浙東地區完全為清軍所陷。魯王逃入海中，奔往舟山，但是舟山守將黃斌卿是唐王的部下，不肯容納。魯王只好在海上飄泊，得不到安身的地方。諸王的不和，使清軍有逐一擊破的機會。
清軍在侵南明之時亦有其成功之處，這主要表現於戰略上的部署方面。清軍善於集中主力在主戰場作戰，在入關之初，先以主力進攻李自成部隊，待控制局勢後，再回師東征，轉戰江南，集中主力消滅南明的勢力。再者，清軍是採取多路進攻的戰術，例如對揚州、南昌、桂林等城市就是用這種策略的。還有，清軍又能把握有利戰機，不急不躁，伺機而進。如佔領兩廣和兩湖後，雲貴地區尚有李定國和孫可望的軍隊，該地山多，進攻不易。清軍沒有輕率冒進，而是靜觀其變，終於等到李、孫自相殘殺時才興師西進，將南明最後的一個政權徹底消滅。
另外，清軍又善於利用誘降的手段配合軍事上的打擊，瓦解了南明抗清的力量。清軍很注意籠絡和招撫漢人，聲言漢人投降者，官職一如其舊，引起不少漢人的歸附。例如清軍到達南京時，弘光朝的文武百官爭趨朝賀，而劉澤清、劉良佐、李成棟、左夢庚等人所率領的幾十萬軍隊不戰而降。福州的鄭芝龍也率十一萬明軍投降，以後，湖南、江西、廣東、雲南、貴州等抵抗力量也紛紛投降。降清的明軍，壯大了清軍的勢力，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南明的形勢更為嚴峻。至於降將吳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繼茂等人的效力，更為清軍的進攻幫上了大忙。
由此可見，南明抗清失敗的關鍵在於南明政府缺乏一個有系統的抗清計劃，因而被清軍逐個擊破。擁立南明君主的人如馬士英、阮大鋮、孫可望、鄭芝龍之流，其所以擁立君主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利益。他們爭權奪利，苛斂於民，對於戰況的危急跟本漠不關心。
諸王對正統名號的爭奪，使其不能集中力量對抗外敵，顯示出他們沒有長遠的目光，不能同心協力共謀大事。消極的抵抗，只會使南明更快走向滅亡之路。力量的分散，自然不能形成一股有效的勢力與清軍抗衡，加上沒有正確的戰略決策，更使南明在清軍面前一敗塗地。史可法在抗清初期曾提出過趁清軍未到之前堅守江北的建議，但沒有被採納。相反，弘光帝只求苟安妥協，只駐守軍於長江之南。這些錯誤、退縮的戰略越是得到實行，南明在軍事上的失敗就越慘重。因此，南明小政權只能一個一個地歸於滅亡，其失敗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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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94
八旗兵的設置與組織
清朝政權是滿州貴族依靠八旗兵而建立起來的。「八旗」原是努爾哈赤時設置的一種制度，它既是行政單位，也是軍事編制。設置初期，由於訓練有素，因此戰鬥力強。入關後，其組織略有變革，發展到後來，八旗軍腐化不堪，終為綠營所取代。
八旗制度是從女真人打仗、狩獵時採用的「牛彔」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們每十人編成一組，稱為牛彔。後來努爾哈赤把一牛彔擴充為三百人，每牛彔設額真（佐領）一人，管理該牛彔的一切事務。其下再設代子（驍騎校）二人，章京四人，撥什庫（材領催）四人。又以五牛彔為一甲喇，五甲喇為一固山，意即為「旗」，置固山額真（入關後稱為都統）一人，梅勒額真（副都統）二人。
八旗都有特定顏色的旗幟，〈清朝文獻通考．兵考〉謂：
「以初設四旗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增設四旗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黃白藍均鑲以紅、紅鑲以白，合為八旗。」
八旗之中，又以鑲黃、正黃和正白為「上三旗」，地位較各旗為高。所有女真人都分編在八旗之中，每一旗的固山額真由和碩貝勒（部長）擔任，稱為「旗主」，一般人民稱為「旗下」。努爾哈赤是八的總首領，各旗旗主都是努爾哈赤的子侄，但遇有軍政大事，是需要召集各旗主共同商議的。當時，八旗總兵力為六萬人左右。
皇太極時，有由歸附的蒙古人和漢人分別組成的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合共二十四旗，其編制與滿州八旗相同。是時旗兵約二十萬，滿州人就是藉此而席捲東北，入關征戰，所向披靡。
入關以後，八旗兵以征服者自居，養尊處優，逐漸喪失了昔日驃悍粗獷的尚武風氣。驕惰腐化，使武備廢弛，整個機體便日益崩壞。儘管八旗兵的待遇優厚：清政府在北京城附近圈佔大量土地，作為八旗兵的壯丁地。又建立了正規的兵餉制度，餉銀已多於七、八品官的俸祿，但是壯丁地有限，而兵額卻不斷增加，旗人的生計越來越窘迫。選拔士兵，已非體健藝精者，而是生活困難者。結果在嘉慶年間，八旗兵雖有五十萬，但質素極劣，終為綠營所取代。
八旗制度原是一種把女真人用軍事組織的形式編制起來的軍政合一制度。旗丁「出則為兵，入則為民」，「無事耕獵，有事征調」。因此也是一種寓兵於農的制度。這一制度使女真族各部的聯繫得到鞏固，軍事力量得到加強，社會生產力得到提高。既推動了女真社會的發展，又帶來了侵明戰爭的勝利。
清初定制，八旗男丁十六歲以上者皆要服兵役，兵籍是世襲的。最早是七千五百人為一旗，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都統下設五參領，每參領下轄五佐領，每佐領三百人。以後八旗的數目不變，但佐領增多，兵額達二十餘萬。
滿族入主中國後，八旗兵除直接調派從事征伐外，還負責控馭全國的鎮懾任務。由於形勢的需要，八旗再不能維持以往的組織結構不變。於是八旗兵便按任務分為京營和駐防兩類，直接由國家統轄，不再屬於旗主私有。
京營八旗的兵稱為「禁衛兵」，駐扎在畿輔周圍，擔負著保衛滿清中央政權的任務。其中負責保衛宮廷的親軍叫「侍衛」，由上三旗官兵充當；以勛戚大臣統領的，名叫「領侍衛大臣」。守衛京師政府各部門的軍隊叫「兵衛」。當中又分護軍營、步兵營、驍騎營、前鋒營等。各營之中，又以驍騎營的人數最多，它包括滿、蒙、漢各旗，由各旗都統直轄。其他各營則分別由八旗組織中抽撥出來的人員組成，並由皇帝選定的統領大臣分領。因此京營八旗建立後，已非原貌。上三旗原則上為天子親軍，專任郎衛，保護宮廷安全。京營八旗除少數郎衛外，一般都是兵衛，負責整個京城警衛以及圓明園、陵寢等地方的守衛。
駐扎在各地的八旗兵為「駐防兵」。駐防八旗設若干營，分駐各省重要關隘、城鎮，作為鎮守地方的主力。他們有單獨的營區，不與漢人同處。而各地的駐防兵，根據政治、經濟和戰略地位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各省會所在地，設將軍一人統領全省駐防之旗兵。第二類為各省重鎮，設都統或副都統領之。第三類為各省要害之地，設城守尉或防守尉。各處駐防兵多則二萬餘人，少則一、二百人，其中以畿輔和東三省分佈最廣，內地則較集中。此外，還有以駐新疆為主的邊區藩部駐防軍，可見清政府對八旗軍隊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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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90
康、雍、乾三朝防範和消除危害皇權的方法
滿州人以外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在統治上比漢族政權要面對更多的問題。例如漢民族的反抗情緒高漲，地方上難以控制；政府內八旗旗主有很大的權力，皇權的影響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康、雍、乾三帝在防範和消除危害皇權的種種因素上都下了不少功夫。這可從對中央和地方兩面來論述。
清初對中央行政的控制是循序漸進的。滿人入關之初，是由「議政王大臣會議」處理大小事務的。關於議政王大臣的成員，最早的記載見於王先謙《東華錄》卷一：
「初，太祖創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各一，佐管大臣各二。特設議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
每逢遇到有重大機密軍政事務都要由這些人處理。但這樣的安排顯然對皇權的擴張不利，因為大權控制在大臣的手中，就連皇太極的登位也是由他們擁護而來的。因此清代歷史的發展趨勢是把王大臣會議的影響降至最低。康熙時設立南書房和雍正時設立軍機處就是皇帝向中央加強控制的手段。
清沿明制，不設宰相，而以內閣任其務。清與明制所不同的，就是清在名義上把內閣升為正一品衙門，位在六部之上。然而實際上內閣亦只是在皇帝的授意下辦理一些日常政務，至於軍政大權，依然操於皇帝之手中。儘管如此，內閣的權力還是被削弱。康熙十六年，皇帝挑選一些翰林入南書房，秉承皇帝的旨意起草詔令。雍正時借對西北用兵之機設立了軍機處，至此所有軍機要務，都由軍機大臣秉承皇帝旨意出政，內閣的權力又進一步削弱了。趙翼《檐曝雜記》謂：
「軍機處地近宮廷，便於宣召。為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
雖然軍機處表面上是如此重要，實際上是亳無半點實權的，可以看出清初的權力操於王大臣手中。後來內閣成為正式衙門，秉承皇帝旨意辦事，再發展成為南書房和軍機處，君主集權的軌跡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為了有效地監察臣下，清朝統治者還利用了「密摺」的制度。康熙帝本人十分注意考察吏治和民間疾苦，最初他沿用明代的辨法，六年考察京官一次、三年考察外官一次、五年考察武官一次，分別稱為京察、大計和軍政。但康熙帝認為考察時間相隔太長，故又發展密摺制度。各級官員一般上奏都報喜不報憂，隱瞞忌諱之事甚多，為了掌握真實情況，康熙對親信的密摺倍加重視。所謂密摺制度是指官員如遇到重大事情，可以直呈於皇帝而無需經過上級查閱，奏摺由皇帝親自審批。奏事之人由大臣、總督、巡撫、提督以至總兵官皆可上奏，所奏之事可以是告發不法官員、地方上的民情等。到雍正時，密摺制度更為完善。密摺的實行可使官員互相監視，《清聖祖實錄》卷270謂：
「諸王文武大臣，知有密摺，莫測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懼修省矣。」
由於密摺的實行可以對臣下作出嚴密的監察，所以密摺制度有助於防範可能對皇權出現的危害。
明朝之覆亡，很大程度上是宦官亂政的結果，清代為防止像明朝的宦官亂政的嚴重後果，故對宦官控制極嚴。清初設立了內務府，由上三旗的包衣組成（包衣是滿語，漢語是「奴僕」的意思），其首領為總管大臣，滿語稱為「包衣昂邦」，也即是皇帝的大管家。內務府總管皇帝的財富、庫儲、織造以及戶、工、關務等重要任務。與明朝宦官所不同的，是內務府人員都是國家定制的流官，有升轉、外調的機會，不能永久把持，所以不會干涉朝政。
清初諸帝也很重視對地方上的控制，他們用了很多手段去統治地方，督撫制便是其中的一種。清代的地方行政一般分為省、府、縣三級，地方上，派遣總督和巡撫來統治。總督一般管兩省以至三省的政務，巡撫總管一省，地位略次於總督，但基本上是「督撫並行」的。總督和巡撫都是管理一方的大員，是封疆大吏。地方有事，總督和巡撫須協商處理。表面上，他們既是地方大員，有擁兵割據的條件，但事實上，督撫有獨立的奏事權，督撫之間互相牽制和監視，所以有清一代都沒有出現像唐代藩鎮割據的局面。
民心的背向也是影響一個政權穩定的因素，因此清初諸帝都很注意民間的情況。特別是康熙帝，他曾六次南巡，一方面視察河道工程，消除水患；另一方面是乘機籠絡漢族知識分子，使之為清朝廷效力。江南是知識分子薈萃之地，他們強烈的民族意識會影響到清政府的統治，所以康熙帝特別對他們加以籠絡。如增加府縣入學名額、對縉紳賜御筆詩詞，加進官銜。南巡期間，康熙帝又乘機在江寧謁明孝陵，在曲阜祭孔子，以爭取士子的信任。這樣做法，在一定程情度上能夠消除知識分子的反滿情緒。
對於一些仍然不肯投清政府的知識分子，清帝會用嚴厲的手法來對付之，這就是文字獄了。康、雍、乾三朝都有大規模的文字獄，例如康熙朝的明史案、雍正朝的試題案、乾隆朝的彭家屏案等。文字獄對於打擊漢士人的反滿言論、提高清政府的權威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以看出，清初統治者在穩固政權的方面上下了不少功夫。首先是提高皇權，加強中央集權。由大臣會議演變成為軍機處，是一個集中皇權的過程，因為只有提高皇權才可以獨斷獨行。與此同時，統治者對於其他有可能威脅皇權的因素都盡量防範和消除。所以在內廷有內務府之設，以防止宦官亂政；在地方上督撫並重，以防止藩鎮割據；又籠絡和控制漢族士人，以防止民間變亂。一切對皇權有威脅的因素都消滅了，皇帝也可以憑自己的意志去行事，所以清初諸帝皆能「乾綱獨斷」。所幸的是，三帝皆能勤於政事，致有清初盛世的出現。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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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94
從乾隆後期的吏治敗壞與軍隊腐化看清朝中衰
清朝康雍乾三世，是清朝國力最為鼎盛的時代，大約維持了一個世紀左右。康乾盛世，比之漢唐盛世並不遜色，這表現在於社會上農、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內亂和外族的平定及文化的空前繁榮等。可是到了乾隆晚年，清朝國力有向下滑落的趨勢，而到了嘉慶年間，更是清朝中衰的轉捩點。清朝中衰的原因，可從吏治之敗壞與軍隊之腐化兩方面考察。
康熙是一位勤政愛民的君主，他很注意吏治的整頓，著重於考察高級官員，特別是地方總督、巡撫和在京三品以上的官。因為高級官員的好壞，會影響到各級官吏的優劣，各級官吏的優劣又影響到吏治的好壞，吏治的好壞又影響著民心的向背，民心向背是影響政權穩定的最大因素，所以康熙特別重視。他並且設立一套嚴密的考察制度，規定京察（考察京官）六年一次，大封（考察外官）三年一次，軍政（考察武官）五年一次。皇帝還會親自接觸官員，並多番南巡，考察吏治，倡導廉潔，使政治清明。雍正和乾隆前期，察吏安民之策繼續推行。可是乾隆後期，貪污風氣復熾，是為清室中衰的一大關鍵。
乾隆後期貪污風氣盛行，皇帝的侈靡鋪張是主要原因。乾隆帝性好奢華，早在乾隆十六年冬，他為太后擺設六十壽宴，邀請三千名六十歲以上的人在乾清宮出席宴會，其講究排場之性可見一班。當時清朝國庫尚算充裕，可以維持皇帝的開支。但後來連年水旱，災荒紛起，乾隆帝又屢下江南，他下江南的主要目的卻不是治理河務，而是遊山玩水。南巡的隊伍多達兩千餘人，興師動眾，浩浩盪盪。沿路地方官爭相逢迎，乾隆帝也樂於接受。皇室奢靡，上行下效，於是浮華之風和官吏貪污便不可遏止了。而貪官之最大者，莫過於和珅。
和珅，滿州正紅旗人，姓鈕祜祿氏，字致齋，生員出身，因為人聰穎博聞而得乾隆帝的賞識。乾隆四十年，擢任御前侍衛，次年升任戶部侍郎，軍機大臣。和珅甚得乾隆帝寵信，和孝公主甚至下嫁和珅之子。和珅位居要職，權勢顯赫，但他專以聚歛為務，貪黷無厭。四方進貢之物，上者入於和珅宅，次者才會入宮呈獻皇帝。例如宮中有一個玉盤，是乾隆喜愛之物，一日七阿哥（即後來的嘉慶帝）不小心打碎之，遂求助於和珅。和珅在家中拿出一個玉盤，無論色澤、尺寸皆在原先的玉盤之上，可見和珅財富之鉅。乾隆死，嘉慶帝即宣佈和珅擅政專權、貪污舞弊等二十大罪狀，並賜和珅自盡，家財則沒收。和珅的家產被抄者，已估價的超過二萬萬兩，未估價的更不知其數。據蕭一山估計，和珅的家產「殆不下八萬萬兩，甲午庚子兩次賠款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清代通史》卷中）。當時政府歲入七千萬兩，而和珅的家產已富於一國，故時諺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語。
和珅既然貪黷於上，官吏也就跟從於下，兩者是互相關連的。薛福成在〈庸庵筆記．卷三〉論述其中關鍵謂：
「（和珅）性貪黷無厭，徵求貨財，皇皇如不及。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權門，結為奧援。」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內有聚歛之臣，外有貪黷之吏，清朝的中衰是難免的。
乾隆時期的貪污情況是很嚴重的。在乾隆帝即位之初，為了建立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標榜「寬嚴並濟」，恢復了一些在雍正時逮補的貪官的職位，使官場上的貪風又蔓延起來。乾隆前期，較大宗的貪污案有南河虧空案（乾隆十八年）、恒文、蔣州貪污虧空案（乾隆二十二年）、兩淮鹽引案（乾隆三十三年）等。在此期間，乾隆帝尚有魄力去處理這些案件，但到了乾隆後期，由於乾隆的年邁與和珅的貪黷，使吏治的敗壞更到了無可收拾的地步。
乾隆後期的貪污案較為大宗的，有乾隆三十九年的甘肅捐監冒賑案。陝甘總督勒爾謹串通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以增加甘省倉儲為理由，奏請於該省推行納粟捐監之例，然後把捐監所得一律折色銀兩並私行分去。乾隆帝查明後，將勒爾謹處死。由於甘省道府以上官員很多都牽涉其中，若全部依法處理，全省官員將為之一空，乾隆帝只好把侵貪二萬兩以上的才處死。儘管如此，被處死者仍有數十人之多。接下來有國泰、于易簡侵虧國帑案。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于易簡得到朝中要員于敏中、和珅的庇護，恣意勒索州縣官員，以致全省各州縣無不虧空。此外全國各地的官員貪污案層出不窮，雖然乾隆對此分別查辦，但由於他本人驕奢淫佚，和珅又向各地官員索取賄賂，以致無官不貪，這股風氣根本無法遏止。
官吏的貪污也影響到軍隊的管理，清代軍隊的問題在乾隆時已暴露出來。這時期的軍隊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軍官貪污腐化，吞食空額錢糧；二是軍事訓練廢弛，毫無戰鬥能力。
清武官貪污是來自官場的一片貪風，他們經常剋扣餉銀，所得的銀兩就歸為己有，以供享樂之用。遇有征戰之事，更是各級軍官中飽私囊的好時機，他們會沿途勒索地方，乘機圖利。《東華錄》嘉慶卷謂：
「其自軍營回京者，即平日窮乏之員，家計頓臻饒裕，往往托詞請假，並非實有祭祖省務之事，不過以所蓄之資，回籍置產。」
軍官既然以勒索為務，那麼在訓練軍隊、整飾行伍方面自然不受重視，軍隊的質素自然下降。八旗兵入關後，漸漸失去強悍之氣，駐防外地的八旗兵更是養尊處優，久不操練。加上康熙自平定海內外各動亂後，局勢昇平，再無用武之地，所以旗兵的作戰能力是很低的。例如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第六次巡江南時，觀看旗兵軍事演習的情景是令人難堪的。〈清仁宗實錄．卷三十八〉記：
「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當時以為笑談。」
八旗兵既然不能予以重任，清朝統治者只好把綠營兵作為依靠的對象。綠營本是把明朝降軍和新募漢兵改編而成的軍隊，平時擔任地方雜役，戰時為旗兵作先鋒，無論待遇和地位遠不如八旗。八旗兵腐化後，綠營被受重視。自乾隆四十六年始，朝廷每年加撥餉銀三百萬兩，增募綠營軍隊六、七萬人。儘管如此，綠營兵的作戰能力也是很差的。〈清高宗實錄．卷1297〉謂：
「一遇賊匪攻擾，即紛紛散失。」
當時清朝政府每年軍費開支多達一千七百萬兩，但所養的都是無用之兵。嘉慶年間，民間的動亂此起彼落，包括白蓮教之亂、天理教之亂、貴州苗民之亂、台灣林文爽之亂、回疆之亂等。這些動亂，清廷都花了很大氣力去平定，軍隊戰鬥力遠不如清初平定三藩之亂時的清軍。各地的動亂，使清廷疲於奔命地應付，這也是導致清朝中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見，清朝中衰的原因可歸納為兩大重點：第一是政治的敗壞，包括乾隆之侈逸、和珅之專政和官吏之貪黷三方面；第二是軍隊的腐化，包括八旗之廢馳、綠營之不力和民變之紛起三方面。道光以後，西方列強入侵，清朝再不能恢復康雍乾之盛世了。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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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94
明清時期的總督與巡撫制度
明承元制，在中央置中書省、丞相等官。但洪武十三年，太祖以胡惟庸專權樹黨，圖謀造反為理由，乃罷丞相，析中書省之政歸於六部。在地方上，太祖亦廢各行中書省，把行省的權力一分為三，置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合稱「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事，負責向省以下各級政府傳達朝廷政令；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都指揮使司，負責一省軍事。三司為地方行政、司法、軍事的最高機構，但三者互不相屬。雖能互相制約，以免地方權重之弊，但又因互相掣肘，遇事難決。為解決這種情況，因此便有巡撫和總督的出現。
「巡」是巡視地方的意思，「撫」是撫治軍民的意思。「巡撫」一詞，最早出現於洪武二十四年，太祖派遣懿文太子朱標巡撫陝西，而永樂十九年，成祖亦命侍郎郭敦，給事中陶珩巡撫順天府。不過這裏「巡撫」一詞作動詞用，並不是職官的名稱。大抵明代初年，凡有大災重事，皇帝便會遣使巡撫地方，事畢則罷，故無定員，更無專職，巡行也無固定範圍。宣宗宣德五年，御史于謙、越府長史周忱等六人被擢升侍郎，分撫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江西、湖廣等地。至此以後，各省設巡撫的制度漸漸形成。
巡撫設立之初，完全是出於各地方的需要，並無全盤計劃，對於出巡的人選也無一定的標準。初年所遣，除憲臣（即都御史、副都御史、檢都御史）外，尚書、侍郎及諸卿亦有被任命出巡者。巡撫作為都察院的外差，則始於景泰年間。景泰三年，耿疇九以刑部右侍郎出撫陝西，此舉有重大的意義，〈明史．耿九疇傳〉謂：
「布政使許資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請改授憲職便，乃轉右副都御史。大臣鎮守、巡撫皆授都御史，自九疇始。」
自此以後，巡撫皆專遣都御史為之，而不派遣其他京官。
巡撫的職責主要是督理稅糧、治理河道、撫治流民，遍重於文政。但巡撫頭銜上往往加上「提督軍務」或「督理軍務」等銜，於是巡撫也掌軍事。這要看朝廷的安排，其職掌並不固定。
巡撫所轄區域大小有很大的分別，大者統轄兩省，如河南湖廣區、浙江福建區等；小者只有一、二府，如大同、宣德、順天等。到明中葉後，逐步趨於一省為一區。巡撫每區一人，間或有一區設二人的。一些地區，還會以總督兼任巡撫職，如兩廣巡撫就曾一度以總督兼領。
明代總督之設，最早見於宣德五年，朝廷命侍郎周忱總督糧儲兼應天等府巡府，這是總督制度的雛形。到了英宗正統六年正月，明廷用兵麓川，兵部尚書王驥首次以總督軍務入銜，總督作為處理軍務的官員到這時才定下來。景泰時，朝廷也有任命一些官員總督湖廣、兩廣、貴州等邊區的軍務。但這些總督乃因事而設，事畢即罷，自成化五年在兩廣設總督後，其職始近於定制。但終明一代，總督並非地方正式軍政長官，而是用欽差的體制，故常有易置。由於總督之設，僅出於地方軍務需要，因此總督統轄範圍也無固定，官職亦不劃一，也非全國皆設。
總督設置之初，乃出於對外用兵的軍事上需要，故其職掌偏於武事，有時還兼巡撫職。諸總督人選，初以尚書、侍郎擔任，後來派遣都御史任之。晚明邊境告急，督權更重，有時也會派遣閣臣出任。
總督與巡撫皆為地方軍政大員，但總督權力比巡撫大，多數地區巡撫位於總督之下，總督管轄區域也較巡撫為廣，一般都在一省以上。明朝的總督和巡撫雖非正式長官，但卻舉足輕重，他們入則為朝廷尊官，出則奉敕行事，為一方軍政之首。督撫制度是明朝的創制，清朝沿用之，並加以完善，使之能有效地控制地方。
清承明制，也設有巡撫和總督的制度，它與明所不同的是，明朝的督撫並非定制，而清朝的督撫卻是正式的官員。總督是兼管兩省或以上事務的地方大官，〈清史稿．職官志三〉論其職責謂：
「掌厘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飾封疆。」
總督為正二品官，加尚書銜者為從一品，職責偏重於軍政，但也兼及民事。地方上一些初級官員的任命，總督都有權奏請升調免黜。全國共設總督八人，分別是：直隸、兩江、閩浙、湖廣、陝甘、四川、兩廣、雲貴總督，光緒末年，又增設東三省總督。
〈清史稿．職官志三〉論清代巡撫的職責謂：
「宣布德意，撫安齊民，修明政刑，興革利弊，考核群吏。」
巡撫為從二品官，是總管一省地方政務的長官，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有監察本地方政務之權。本省的關稅、漕政等，皆由巡撫負責。巡撫亦多兼提督銜，以節制本省各鎮總兵，其職權略遜於總督。無總督的省份，就以巡撫為最高級官員。
總督和巡撫總攬一省軍政大權，類似古代分封疆土的王侯，因被稱作「封疆大吏」。總督和巡撫既為一省大官，處理省內大小事務，會不會成尾大不掉之勢呢﹖答案是否定的。清朝的督撫制度，反能有效發揮中央控制地方的功能。
總督和巡撫在品銜上，總督位高於巡撫，如果督撫同駐一城，巡撫往往節制於總督。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駐有總督的省如直隸、甘肅、福建等都裁去巡撫一職，而由總督兼巡撫事。只有江蘇一省，督撫不同駐一城（兩江總督駐江寧府城、江蘇巡撫駐蘇州府城），故保留江蘇巡撫一職，這樣巡撫的地位無形提高了。而事實上，清朝基本原則是「督撫並重」的，二者都有獨自的奏事權，遇有大事，亦需要兩相協商處理，聯名上奏。加上督撫的職責多交叉重復，他們都掌握軍政財務大權。二人同為領導人，可使其互相牽制，不會致使一方權力過大。
另一方面，清中央朝廷對督撫的控制也很嚴。地方上較為重大的政務都必須奏報皇帝，等候批示，皇帝會對地方作出具體的安排和指示。如果督撫偶有越軌的動，立予法辦，雍正時罷年羹堯便是一例。故清代督撫雖然被賦予一省或三省的軍政權力，卻沒有發生恃勢自重的情況。
況且，清朝督撫的官署中，除了辦理文書工作的書吏以外，並無佐屬官員。為督撫辦公的幕僚，並不是國家職官，乃是督撫私人聘用的。督撫無佐官，表面理由是最初總督、巡撫是臨時性質，不是國家官員，因此更無佐官。清朝督撫雖為定制，卻也因循成習，不設佐官。而事實上，像督撫這種封疆大吏，如果背後再有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那麼對朝廷便大為不利了。由此可見，滿清統治者對控制地方的苦心。
從上述可見，總督和巡撫雖創制於明，初為臨時性質，並非國家官員，地方仍由三司管理，造成事權不一的現象。清政府沿用督撫制，並使之成為有效地控制地方的措施，又能防止地方擁兵自重的情況。制度往往是愈後愈完善，從清朝控制地方的手法可以看出來。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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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94
清代集市的作用與行會制度的負面影響
清朝時代，農作物的收成不斷增加，這些產品，需要銷往各地農村和一些大城市，因此要通過農村集市來集中，然後再輾轉運往各地銷售。而大城市所加工制造的手工業產品，也需要運到農村集市，所農村集市也就漸漸勃興。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分工不斷擴大，商品經濟不斷發展，一些新市鎮也日益繁榮起來，例如揚州、蘇州、杭州、廣州等。這些農村集市和新市鎮的發展也促進了清代商業的發展。
清代集市的作用是很大的，第一是使商品的流通量擴大。市鎮是商品交易的中心，很多商品都會運到這裏出售。由於市鎮的規模擴大，銷售網的範圍也增加了，做成商品流通量也相應擴大。例如浙江湖州府的烏青鎮，本來是烏程縣烏鎮和桐鄉縣青鎮的合稱，兩鎮原是隔河相望，相距十里。到了清朝前期則是另一番景象。〈乾隆烏青鎮志．卷二〉謂：
「升平既久，戶口日繁，十里以內，居民相接。」
因此發展到後來，二鎮聯而為一，合呼曰烏青鎮。烏青鎮因水陸交通方便，成為江、浙二省，蘇、嘉、湖三府，吳興、吳江、秀水等七縣的交通總匯。這裏出產蠶絲，因著交通的便利，故其產品遠銷到杭州、江寧，甚至山西的潞安。
第二是使農產品商品化，使更多的農副產品和生活日用品變成商品。所謂農產商品化就是指農產的種植主要用作商業用途，大批的銷出。由於市鎮的勃興，方便商品流通，刺激了農產的商品化。例如在清朝時期的棉花種植十分普編。原來作為自種自紡、自織、自用，與農業牢固地結合一起的家庭副業，已變成商品性質了。當時著名的產棉區是長江三角洲及東南沿海地區。據〈皇朝經世文編．三十七〉謂當地農民：
「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棉者，則有十分之七八。」
利用種棉而圖利，是一個很明顯的把農產品商品化的例子。又例如在江南一帶，植桑的商品生產也十分普遍。在這裏，種桑樹，賣桑葉成為農業商品生產的一個重要部分。一些農村出現了大量種桑養蠶，其目的是為了出售商品而獲利。〈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九〉記浙江省：
「蠶桑之利甲天下，而三吳組緗所需，皆資市販。」
此亦為農產商品化的證明。
第三是由於清代市鎮手工業的發展，要求農村提供更多的原料，從而促進當地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康熙中期以後，社會秩序相對穩定，手工業經濟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這表現在生產工具的進步，分工的細密，生產規模的擴大、產品種類繁多等方面。〈乾隆長州縣志．卷十七〉謂乾隆年間：
「蘇州東城比戶習織，專其業者，不啻萬家。」
又例如〈續纂江寧府志．卷十五〉謂道光年間南京地區：
「緞機以三萬計，紗、綢、絨、綾，不在此數。」
這些龐大的手工制成品，是需要銷路的。市鎮的興起，加速手工制品的銷路，從而帶動了手工原料的農業發展。
第四是集市能夠吸引各地商人來市鎮經商，從而使該鎮成為商業資本匯集之所，並為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創造條件。例如揚州是一個因鹽業而著稱的市鎮，它地處長江以北，淮河以南，西瀕運河，東臨大海，方圓數百里之內河湖縱橫，水陸交通方便，尤富漁鹽之利。乾隆年間，兩淮一帶十分繁盛。〈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三〉記：
「其煮鹽之場較多，食鹽之口較重，銷鹽之界較廣，故曰利最夥也。」
在這種優良條件下，是很能吸引商人來揚州的。同書又記：
「四方豪商大賈，鱗集麇至。僑寄戶居者，不下數十萬。」
當時的商業資本十分活躍，積累了百萬乃至千萬資金。山西票號商、兩淮鹽商、廣東行商等，富甲天下。山西莊氏號稱數千萬兩，其他銅商、沙船商、絲商、茶商、當商等均擁有豐厚的財富，可以用於投資。
因此，清代由於集市和城鎮的興起，使到商業興旺，商人增多，並出現了各種專業性的商人，如珠寶商、絲商、荼商、鹽商、煙商、米商、布商、棉商、木材商等。這些商人，在各地紛紛設立行會組織，以集中同行的力量。
行會是商人的組織，其聚會之所，稱為「商人會館」。會館原是同鄉會性質的組織，地方畛域和鄉土觀念濃厚，商人會館也多是以省、府、州縣命名。但是，也有一些是以行業命名的，如北京的當業會館，藥行會館等。雖然未必各行業均建有會所，但凡有行會就必有聚會之處。據不完全的統計，清朝前期全國十餘個大、小城市如北京、漢口、上海、佛山、蘇州等均設有行會組織，每個城市自幾個到幾百個不等。
商人會館的職能，原本是聯絡同鄉，一同祀神。《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載：
「蓋夫會館之設，所以答神庥，睦鄉誼也。」
另外，行會也會制定行規，業主開業有定點，學徒包工有定制，工人工資有定數，以至原料分配、產品規格、質量、商品的價格、銷售市場，都有嚴格的規定和限制。規矩嚴謹，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清代行會亦因為此而帶來了些負面影響。
第一，行會排擠外行、外地商人加入本行，又限制同行擴大經營或另開新行，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例如北京豬行公所規定：
「新開豬店者，在財神廟前獻戲一天，設筵請客。」（〈北京豬行公議條規碑〉道光二十九年）
第二，行會限制同行招收學徒，限制學徒參加行會，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例如北京糖餅行，不但規定招收學徒要交納較重的入行費，還有名額和年限的限制。道光年間甚至曾規定暫收徒弟五年。
第三，行會限制了手工產品的規格，又規定工人工資。如乾隆年間，蘇州造紙業仙翁會館行規規定：
「紙匠每日刷紙六百張為一工。」（《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
而每工的工價是「給九九平九五色銀七錢二分。」（同上書）
這個規定，要主避免一些同行私下增加產量圖利，但卻阻礙了該行業的生產。以上幾種做法，皆是行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對手工業的發展，起著束縛、延緩的作用，因此後來的會館行業人士不得不紛紛要求重訂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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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93
早期中英的外交接觸－馬戛爾尼來華使團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派遣特使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及副手斯當頓(George Staundon)以補祝乾隆帝八旬萬壽為名(乾隆是年八十三歲)來到中國。他們到了中國後，受到皇帝和中國官員的禮待。與此同時，他們又向中國提出七項要求，包括：
一、准英國派員駐北京，照管本國商務。
二、許英商得至浙江之寧波舟山及天津等地方收泊交易。
三、英國商人，當仿俄羅斯例，於京師設一商館，收貯貨物發賣。
四、欲求舟山附近無城砦之小海島一處，以便英商居住及貯貨。
五、請聽英商在廣州自由往來，不加禁止。
六、英商由內河運輸貨物，請免稅或減輕稅額。
七、請允英商按中國所定之稅率，切實上稅，蓋官吏隨意估價，外商未能一窺中國稅則之內容。
馬戛爾尼等人千里迢迢的來到中國，為的就是希望與中國發展正常的貿易。
原來在十七世紀的歐洲，發生了很大的變動。蒸氣機的發明，火車及遠洋輪船的運用，使英國一躍而成為工商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十九世紀的英國是她的全盛期，她的工業生產在當時處於世界第一位。因著國勢的強盛，在對外方面進行征服性的殖民地政策，在打敗荷蘭、法國後，又向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事業。對於東方古老大國－中國，英人極欲開辟她的貿易市場。
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國以「天朝」國自居，鄰近的國家與中國來往，從來不是平等的外交往來，而是作為藩屬國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國朝貢。中國對藩屬國有豐厚的賞賜，藩屬國有內亂，中國必定會履行宗主國之義務，替她平定；有外患，替她復國，從不要任何報酬。另一方面，中國以農立國，經濟上一向自給自足，無需對外通商。若有外商尋求貿易，中國會視為「嘉惠遠人」。在這種情況下，中英兩國在觀念上有著明顯的差距。而這種差距，使到兩國在商業往來上埋下不愉快的種子。
英國對中國的貿易發展始於十八世紀，貿易額是西方諸國之最。從船隻數量來看，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入廣州的西方船有19艘，其中英國佔10艘；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船隻總數為59艘，英船佔46艘，英國始終佔居首位。英國對中國貿易主要是由東印度公司經營，此外還有新崛起的散商和私商。散商即英國商人經東印度公司批准後從事貿易的人，這種貿易習慣上稱為「港腳貿易」(Country Trade的音譯)。私商是指東印度公司的船主或船員，他們領取東印度公司執照後從事中英、中印之間的貿易。
這一時期，英國對中國輸出的主要是毛紡織品、金屬品和棉花，其中毛紡織品和金屬品來自本國，棉花來自印度。英國由中國輸入的主要是茶葉，其次是絲綢和布匹。不過毛織品在中國滯銷，而英國對茶葉需求量卻越來越大，遠遠不能滿足英國市場的需要，因而做成巨大的貿易逆差。英國要求中國加強貿易自是刻不容緩的。
可是中國沒有像英國那般渴求經濟貿易，相反，中國對商業不重視，乾隆廿二年(1757年)，只開放廣州一處作為貿易的港口。而且限制多多，一些規條也很不合理，現舉其主要的規則如下：
一、夷商及商船規定每年五月至十月之間可到廣州，其餘時間，只准在澳門居住或停泊。
二、夷人軍艦一律不准到廣州。
三、夷商在廣州必須住在商館內，不許帶火器，隨從不得超過五人。
四、夷商購物，必須經過「行商」，如欲出外購物，行商必親自隨行。但不許購買漢文書籍。
五、不許泛舟江上，僅於每月初八、十八、廿八等三日可以遊花園。
六、不許坐轎
七、夷婦不得進入廣州。
八、夷人不得與中國官吏直接交涉，如有陳稟，必須經行商之手。
九、不准僱用華人。
十、行商不得欠夷人的債務。
這些規條有很多限制，引起外商不滿，而更令外商困擾的，是中國官員的「額外」關稅。本來中國政府的正稅抽得極輕，但廣州關員視海關為一大肥缺，於是巧立名目，任意勒索。其中有「陋規」、「繳送」、「支銷」、「充餉」、「規禮」、「開食」、「押船」、「小包」等額外名目，外商自然不勝其煩。乾隆廿四年(1759年)，一位通曉華語的英商任洪輝(James Flint)試北上大沽口，準備上京申訴廣州苛稅。乾隆以「事涉外夷，關係國體」派欽差明真相，結果將海關監督革職，但任洪輝本人也因「別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門圈禁三年。在受到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下，英國商人再不能忍氣吞聲，於是要求英國政府再派人與中國交涉，馬戛爾尼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使中國的。
馬戛爾尼的使團有八十多人，包括天文學家、數學家、醫生和士兵等，費用由東印度公司負擔。所攜帶的禮物有天文地理儀器、軍品、車輛、圖畫等，用意是顯示英國的文明。英王雅治三世致中國國書的用詞也很得體，謂中國乃文明大國，此番到訪，旨在增廣見聞，互通有無云云。使船到了天津，道明祝壽來意，中國視之為朝貢，在使船上插上「英吉利貢使」的旗號。
當時乾隆帝在熱河避暑，馬戛爾尼抵京後立即往熱河謁見皇帝。可是他一見到乾隆帝時便引起小爭執。乾隆以為英使來朝貢，要求馬戛爾尼跪拜，他來華之前英王已有訓示，在不失國體的情況下要使團盡量遷就中國的禮俗。馬戛爾尼對行跪拜禮的條件是中國派同級官員向英王像行跪拜禮。中方不允，馬亦堅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結果他以對英王的最高禮儀屈膝禮了事。後來使團雖然受乾隆帝的禮待，可是對馬戛爾尼所提出的要求卻以「與天朝體制不合」為理由而加以拒絕。馬戛爾尼的任務算是失敗了。
馬戛爾尼的失敗，反映出中國對外貿易的不重視和不明世界大勢。前面說過，中英兩國對貿易的觀念走向兩極，這種情況到後來的嘉慶、道光年間一直都沒有改變。其實馬戛爾尼未嘗沒有作出讓步，無奈中國以極守舊的心態來看待與英國的貿易。在中國政府眼中，根本沒有外交可言，他們的外交就是朝貢，朝貢是地位上不平等的交易，而英國人希望的是地位平等的交易。英國想得到的，中國偏不肯合作，所以馬戛爾尼的失敗是必然的。因此英國如再想與中國進行平等合理的貿易，就非用另外的手法不可。從以後的歷史發展來看，英國人選擇的是武力解決問題，這也許是英國打開中國市場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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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94
一八四○年的中英戰爭
公元1840年，中英兩國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發生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中國史書稱之為「鴉片戰爭」，外國史書或只稱「第一次中英戰爭」（First Anglo-Chinese War）。對於該戰爭的性質，就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文化戰爭」，是中英兩國因著文化背景不同而釀成的衝突。又有人認為這是一場「商務戰爭」，因為英國求戰的目的主要是爭取貿易平等。更有人提出「X戰爭說」（X-War Theory），指出任何商品都能夠維持中英貿易的平衡，而鴉片只是一種英國人採用的貨品去達致這個功能。我認為，還是中國史書所謂的「鴉片戰爭」更能確實地描述這一場戰爭，因為這次戰爭的發生，主要是因為英國鴉片的輸入與中國官員的禁制所致。
制造鴉片的罌粟，在明代醫書《醫林集要》中記載是作藥用途的，但鴉片是一種強烈的麻醉劑，多服有害。葡萄牙人在佔領澳門以後，便以此地作為運鴉片往中國的基地。荷蘭人在佔據台灣的時候，把罌粟汁液煮成膏吸食的方法傳入內地，中國人吸食鴉片的風氣開始盛行。雍正和乾隆期間，清政府一再禁止鴉片的輸入，但都沒有大效用。
英國是全力向中國傾銷鴉片的國家。1727年英國運入中國的鴉片約二百箱，這只不過是一個少數目而已。但到了1757年，英國佔領孟加拉以後，便大力向中國販賣鴉片。十年以後，鴉片輸入已達一千多箱。1797年，東印度公司取得了制造鴉片的特權。在東印度公司大力推動下，鴉片銷量驟增。道光元年（1821年）鴉片年輸量已達5959箱，到十八年（1838年），更達到40200箱的驚人數目。
大量鴉片輸入中國，使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民健康上一同受到威脅。如前所述，鴉片是一種毒品，一經吸食，刻不可離，久而久之，便會使顏色枯羸。吸食鴉片的人遍布各省，並且波及各個階層。吸食鴉片的各衙門官吏，終日吞雲吐霧，不理政事。更有鴉片販子賄賂清朝官吏，每逢朝廷禁煙的時候，便是官吏索取賄賂的良機。清軍之中，吸食鴉片的大有人在。清軍的戰鬥能力在乾隆後期本已大為降低，如今吸食鴉片風氣盛行，清軍實力更進一步削弱。例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廣東有瑤民之亂，兩廣總督李鴻賓出兵，但清兵不堪一擊，幾乎全軍覆沒。湖廣道監察御史馮贊勳奏報稱：
「臣竊見近日粵、閩各省兵丁吸食鴉片煙者甚多，即將弁中食者亦復不少。以故相率效尤，愈食愈眾......無事則偷安懈怠，有事則孱弱不堪。」（《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
不過鴉片對中國最大的損害還是在經濟方面，因為鴉片的輸入，使中國白銀不斷外流。原來早期中英貿易，英國對中國輸出的毛織品、鐘表、棉花等貨物在中國滯銷，而向中國輸入的茶、絲綢、瓷器等貨品卻不斷增加。例如1781－1798年期間，中國輸英的商品，僅茶一項，即達九千六百多萬銀元。而1781－1793年英國輸入的商品，包括毛織品、棉布、金屬等全部工業品在內，才一千六百多萬銀元，「只及到上述茶價的六分之一」（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16頁）。英國商人如要交易茶葉，惟有用白銀購買。鴉片輸入後，情況恰好相反。例如在1830年，「英國在不到二千三百萬銀元的對華貿易額中，鴉片佔了一千三百多萬銀元，中國輸出的現銀，達到六百七十餘萬銀元」（同上書，20頁）。清代民間通行銅錢，但稅款則需要折銀繳交，白銀外流，便使銀價上漲，錢價低茖，以致民生日蹙。由於鴉片遺禍深遠，故清廷不得不採取措施來禁絕鴉片。
道光在位期間，大臣對禁鴉片的問題上產生兩種意見：馳禁與嚴禁。贊成馳禁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認為鴉片來源不能完全堵塞，不如准許內地人栽種罌粟，自己制造鴉片，可免白銀外流。輸入的鴉片，就實行徵稅。主張嚴禁的內閣學士朱嶟、兵部給事中許球認為鴉片乃是毒品，絕不能任其毒害中國人民。外商如再販煙，將停止與他貿易。結果，主張嚴禁一派佔了上風，清廷遂派林則徐到粵處理禁煙事宜。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6年），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翌年一月到達廣州，立即實行禁煙。他下令所有外商將他們把全部鴉片交出，並具結申明，以後來船不能夾帶鴉片，否則貨即充公，人即正法。他在《信及錄》記載謂：
「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聖諭，法在必行。且既帶此關務，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查辦他務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此之理。」
林則徐的雷厲風行的做法，顯示出他禁煙的決心。
可是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和煙販等以為中國官員做事一向虎頭蛇尾，於是只繳出1037箱鴉片敷衍了事。林則徐堅持要繳出全部鴉片，便下令逮捕煙販顛地（Launcelot Dent）。義律知道這消息後，急從澳門趕回廣州，想協助顛地逃走。林則徐以外商違抗繳煙法令，向所有停泊在黃埔港內外的外國商船實行封艙，撤退所有受雇於外商的中國人，並斷絕洋館和外界的交通。義律在這種形勢下被逼屈服，答應交出所有鴉片共20283箱。林則徐把收回的鴉片在虎門灘上銷毀，這便是歷史上的「虎門銷煙」。
銷煙和具結是林則徐禁煙的兩大目的，前者針對現在，後者著眼將來。當時甘願具結的外商，一概獲准恢復對華通商。但義律因合同有鴉片「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而不肯具結，顯出義律仍想抵抗禁煙的法令。恰在此時，九龍發生了英國水兵打死華人林維喜的事件，林要求英方交出凶徒，義律不從，雙方的衝突進一步惡化。
義律把銷煙之事報告英國，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向國會提出以武力解決問題的方案，結果國會以些微的票數（271票贊成，262票反對）通過對華發動戰爭。從1840年6月起，英國軍艦陸續開抵中國，到這時候，戰爭已是無可避免了。清軍被逼應戰，但由於清軍質素和武器裝備都不給英軍，經過幾場戰役，清政府終要簽訂城下之盟，這就是1842年簽的〈南京條約〉了。
由此可見，英國商人因貨品滯銷，於是以銷售鴉片刺激市場，使貿易起死回生。中國在鴉片貿易中損失太多，遂下令禁止。雙方在鴉片的問題上相持不下，終於以戰爭來解決。鴉片在釀成戰爭的過程中始終是重要角色，故稱這場戰爭為「鴉片戰爭」實在適合不過。
雖然這場戰爭的爆發也是與商業事務和文化衝突有關，但不可以稱為「商務戰爭」或「文化戰爭」。中國以農立國，一切自給自足，並不重視對外貿易。中國對外商的貿易雖然諸多限制，但各種制度卻非不合情理。例如限制在廣州交易，目的是為了便於管理;不准外人進入內地，是不想他們多生事端。當然在英商眼中，這是擴大貿易的障礙，必須打破才可有進一步發展。中國方面，亦未嘗不肯讓步。林則徐銷煙，針對的是鴉片，並不想破壞對外貿易，只要外商肯具結，一樣可以恢復正常業務。而且林則徐為了鼓勵外商繳煙，以五斤茶葉作為每箱鴉片的補償。義律如肯接受，則兩軍交戰或可避免。現在義律不肯具結，證明他仍想作鴉片貿易，故這次戰爭並不是一般的「商務戰爭」。
中英雙方在文化方面固然有很大的差距，不過這種差距並不足以導致戰爭。中國一向閉關自守，毫無外交可言，就算與其他國家接觸，只是作為天朝制度下的朝貢活動。朝貢的次數各國均異，每年一貢有之，十年一貢也有。向中國朝貢的國家多為中國周邊國家，如安南、琉球、朝鮮、日本等，中國視之為藩屬，中國是他們的宗主。藩屬有事，中國有義務協助解決。「這種『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的對外政策，自秦漢以來，一直沿用著，沒有多大變更，東亞各民族也就在中國這種政策下，維持了兩千年的和平。」（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外交制度與中外關係變化研究》，12－13頁）
歐洲國家的文化當然與東亞諸國的文化大大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即使如此，荷蘭、葡萄牙等人比英國人早來中國，但沒有像英國般出現大規模戰爭。利瑪竇以後的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因為禮儀之爭而使康熙帝大為不悅，雍正帝更下令禁止傳教，把教士趕回歐洲去。他們也有文化上的分歧，但並未導致戰爭，可見「文化戰爭」之說並不成立。
至於「X戰爭說」更立不住腳，因為當時英國根本沒有另一種貨品能夠像鴉片一樣能使英國有鉅大收入。鴉片戰爭以前，英國在中英貿易上是入超的，英商的貨品難以在中國找到市場，可是中國的土產卻是他們大量需求的，他們只能以白銀來彌補貿易逆差。英商必須要設法改善這不利的局面。「從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不難發現該公司在這方面曾經作過不少努力。它不僅想方設法從各種途徑籌措資金，而且還曾嘗試運送各種各樣自以為適合中國人愛好並能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的貨品。」（喻松青、張小林編：《清代全史》第六卷，323頁）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和四十九年（1784年），東印度公司分別運銷毛氈和法蘭絨與斜紋布，但都銷路不佳，以致虧蝕。而銷售鴉片，卻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因為鴉片一經吸食，便會上癮，刻不可離，需求量將會愈來愈大。這麼一來，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也全靠那害人的鴉片，其他貨物無可替代，故「X戰爭說」並不成立。
可以看出，用商務說、文化說、X戰爭說來解釋這一場戰爭在理論上都有其不足之處，因此把它定名為「鴉片戰爭」是適合的。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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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95
曾國藩與太平天國
曾國藩字伯涵，一字滌生，嘉慶十六年(1811年)生於湖南湘鄉，是農家子弟，家中沒有人讀過書，做過官，所以他的祖父和父親一心希望他能刻苦讀書，通過科舉而獲得功名利祿，以光耀門庭。曾國藩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庶常館當庶吉士，翌年回鄉。道光二十年後回京，由翰林院侍講，侍讀，國史館協修，升任內閣學士，並先後任禮、兵、工、刑、吏部侍郎。
咸豐二年(1852年)七月，曾國藩奉命去江西主持科舉考試，至安徽時，因接到母親去世之消息，便立即回湘奔喪。其時太平軍已由廣西進入湖南，並圍攻長沙，於翌年攻陷武昌。在家中守喪的曾國藩接到咸豐諭旨，令其幫助湖南辦理團練。曾國藩覺得這是效勞朝廷，忠君報國的好機會，可以建功立業，於是便訓練軍隊，對付太平軍。
曾國藩察覺綠營腐敗無能，因而奏稱曰：「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為不久，糜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而未聞有與之戰者，往往從後尾追而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鳴槍遠遠轟去，未聞有短兵相接，以槍鈀與之交鋒者」。以這些腐敗庸碌的軍隊應戰，自然不是太平軍的對手，於是便要靠團練。但團練又不是正規武裝，戰鬥力也不高。於是曾國藩便決定另起爐灶，重新建立一支有戰鬥力的正規武裝來對付太平軍。
曾國藩覺得洪秀全以拜上帝會之名義起事，有違中國傳統文化，〈討粵匪檄〉曰：「耶穌之說，新約之書，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籍，一旦掃地蕩盡......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然不思一為之所也？」曾國藩為要維護名教，不使中國傳統文化沒於洋教，故號召天下之士，為保衛傳統文化而出力。此亦是曾國藩要建立湘軍來對抗太平軍之重要原因。
曾國藩訓練湘軍，參照了戚繼光組建戚家軍的方法而加上自己的獨創，其訓練包括軍禮與軍技兩方面。
軍禮主要是把精神教育擺在首位，向將士灌輸傳統禮法，以三綱五常為基本內容，突出忠君事長的觀念。對待士卒如對待自己子弟一般，要以仁待之，則士卒知其恩，從而使戰鬥力提高，這就是所謂「家規」。另外又有「營規」，就是禁嫖賭，戒遊惰，使軍紀更為嚴明。
至於軍技，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練技藝，主要是刀、矛、槍炮等兵器的運用。二是練陣法，整隊隊伍要共同進退，登山不亂，越水不雜，突出一個「熟」字，並編成歌謠令軍士誦唱。曾國藩試圖從思想和軍事兩方面入手，把湘軍練成一支強盛的軍隊。
咸豐三年三月，太平軍從武漢順江東下，攻克東南重鎮金陵，改名天京。五月又遣軍西征，先後攻下安慶、九江、廬州（合肥）等要地。太平軍之節節勝利和清軍之步步敗退，使清政府十分不安。從咸豐三年十月至咸豐四年一月間，清廷三次命令曾國藩迅速率領湘軍北上，抗擊太平軍。曾國藩因水師的戰船沒有造齊，從廣東購買的洋炮沒有解到，他不顧君命而拒絕倉卒出師。寧願落個畏縮不前的罪名，也不願大言欺君。他這種不作好準備不輕易出師的態度，反映了他的慎戰思想。
咸豐八年十月，曾國藩把大營扎在江西建昌，此時湘軍悍將李續賓及其部五千之眾受到陳玉成、李秀成的部隊圍殲於廬州，陳、李再向西進軍。清軍在安徽戰埸屢屢失利，曾國藩援皖，並提出剪除枝葉，併搗老巢的方針。他在安徽的主要軍事目標是奪取安慶。安慶是天京在長江上游的最後一道屏障，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攻下安慶，就可乘勢東下進攻天京。況且，陳玉成的家屬都在安慶城裏，曾國藩預料進攻安慶，陳必來救，安徽之困自解。曾國藩循這目標進攻，終於在咸豐十一年攻破安慶，解了安徽之圍，體現出攻敵所必救的方針的正確性。
曾國藩進駐安慶後，下一步便是著手籌劃進攻金陵之事宜。他堅持「穩慎徐圖」之戰略。當湘軍攻克安慶，乘勝佔領附近重鎮後便停止進攻，進行休整部隊，增募兵勇，籌集軍餉等準備工作。同治元年(1812年)五月，曾國藩抵天京城外雨花台紮營，全軍二萬人，因受傳染病的影響，大批官兵病倒。於是曾國藩便命乃弟曾國荃先行固糧道，堅守不退，以應付時艱。曾國藩素來主張後發制人，他說：「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洪秀全為速戰速決，於是催逼李秀成倉卒出師。不過李軍軍中寒衣未備，糧米不繼，唯有撤兵而去，這顯示出曾國藩以逸待勞的防禦方針之正確性。
洪秀全自廣西起兵，直指南京，幾乎席捲了清廷半壁河山，端賴曾國藩之湘軍平定，因此有人稱曾為「中興名臣」。可是曾國藩是漢人，漢人對付漢人，所以又有人罵曾是「漢奸」，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對於曾國藩是非功過的評論，因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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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92
清代中國版圖沿革簡述
現代中國的疆域遼闊，東北達黑龍江，北部為內蒙古自治區，西方有新疆和西藏，西南是雲南和貴州，東方至臺灣島。這個規模，是從清朝時代所奠下的。
試先看〈清史稿．地理志序〉對清代疆域的描述：
「有清崛起東方，歷世五六。太祖、太宗力征經營，奄有東土，首定哈達、輝發、烏拉、葉赫及寧古塔諸地，於是舊藩札薩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圖。世祖入關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國一十八省之地，統御九有，以定一尊。聖祖、世宗長驅遠馭，拓土開疆，又有新藩喀爾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賀蘭山厄魯特迄於兩藏，四譯之國，同我皇風。逮於高宗，定大小金川，收準噶爾、回部，天山南北二萬餘里氈裘湩酪之倫，樹頷蛾服，倚漢如天。自茲以來，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於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莫不稽顙內鄉，誠係本朝。於皇鑠哉！漢唐以來未之有也。穆宗中興後，臺灣、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嗣位，復將奉天、吉林、黑龍江改為東三省，與腹地同風。」
這個疆域與今天的中國相比大體上是相同的，現以《清史稿》為藍本，然後對清代疆域設置沿革逐一敘述。
東北三省是滿州人的發祥地，滿州人在宋時為女真族，他們處於山多林密之地，女真人多以打獵為生。明代女真分為建州、海西和野人女真三大部，其下分為若干小部。永樂時，政府在黑龍江下游東岸的地方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管理該地，其主職責是招諭、撫恤屬地的女真各族。正統、天順年間，建州女真集居渾河流域，西達撫順，東至長白山，南抵鴨綠江。海西女真分布於明開原邊外，北至松花江中游。野人女真也逐漸南移，居住在建州、海西以東的地區，從松花江下游以下，迄黑龍江流域，東達海岸。這一大片東北的土地，明朝只在該處設立衛所，封授各部首領為都督、都指揮等職，而女真人須向明朝按期朝貢，因此東北並不歸入明朝的版圖。到了滿州人入關，建立清朝後，東北才是中國的領土。
蒙古由宋至明都是中原漢族的一大威脅，蒙古一直以來都未入中國的版圖，直到清代，蒙古便成為了中國的一部份。明朝時的蒙古可以分成四部：一是漠南蒙古、二是漠北蒙古、三是漠西厄魯特蒙古、四是青海蒙古，這四部大致上佔有今蒙古、青海和新疆天山北路等地。其中以漠南蒙古最接近後金國，且又效力於明朝，所以漠南蒙古成為了後金的一大威脅，但它終於在天聰九年（1635年）歸順後金。入關後，清政府對蒙古繼續經營，外蒙古和青海蒙古分別在康熙和雍正年間歸附，唯獨厄魯特蒙古稱霸漠西。厄魯特共分四部，除和碩特一部移居青海外，餘下三部都在天山北路，其中又以準噶爾為最強。雍正五年（1727年），準噶爾部首領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代領其眾，繼續與清朝對抗。策零死，準部發生內亂，清軍遂於乾隆二十年出兵，直達伊犁。清兵佔領伊犁，才把準噶爾部平定。
伊犁平定後，天山北路已經無事，但在天山南路，又有回部之亂。清兵進駐伊犁後，便即以將領兆惠和富德分兩路進攻，於乾隆廿四年平定。清廷在喀什噶爾設置參贊大臣統領該地，至此天山南北路都歸入中國版圖，清廷將此地命名為新疆。
至於西藏，則在康熙時已取得宗主權。康熙廿一年（1682年），達賴五世圓寂，並發生了真假達賴之爭，歷時三十多年未得解決。五十六年，準噶爾部的策妄阿拉布坦舉兵侵犯西藏，清發兵征討。五十九年擊敗策妄，迎立青海所擁立的達賴六世。雍正初清廷在西藏設置駐藏辦事大臣，正副各一，分駐前後藏，還派兵駐守，西藏又入中國版圖。高宗以後，又把西藏的軍事、財政、政治、用人、外交等權都歸於辦事大臣，並定「金奔巴（瓶）」法，如果達賴、班禪的活佛繼承權有爭執時，以金瓶抽籤的方法來決定。
中國西南的雲、貴、川等省份是苗、傜族聚居之地，但因其言語和生活習慣與漢族大不相同，故常起衝突及紛爭。所以至元明以來，統治者雖不斷經營，但結果都是由土司負責管理。土司是一種以夷制夷的策略，即以當地的蠻夷首領來管治他們。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世宗採納雲南巡撫鄂爾泰的建議，實行「改土歸流」的方法，派遣流官以取代土司。所謂流官，是中央政府派往該地的官員，這樣可防止一些不法的土司遠通外國，有利於對邊境的統治。西南各省，除金川以外，大多都受到清廷的嚴密管治。
金川是四川西北部大渡河的支流，因沿河諸山產金礦而得名。乾隆年間，曾兩次用兵大、小金川，結果虛耗大量兵力而平定弱小的金川。平定後，清廷於該地設置機關，直接由四川省管轄。
台灣自三國以來就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明末時期，荷蘭人入侵台灣，脫離中國的統治。滿清入關後，鄭成功為取得抗清的跟據地，於是東征台灣，並趕走荷蘭人，於是台灣成為南明唯一的國土。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政府派施琅攻台，鄭成功之孫鄭克塽投降，至此台灣又重歸中國版圖。
從以上論述中，可知《清史稿》所言的清代疆土「漢唐以來未之有也」實非虛言。我們又看出清代的疆域與今天的大致相同，可見現今中國的版圖是清朝奠定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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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94
清代蒙古族統治政策
蒙古族在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時候是宋末，他們以武力從漢人的手中奪取政權，建立元朝。元末朱元璋雖然推翻蒙元統治，建立漢族政權，但蒙古人的勢力不滅，並數度入侵北方邊境，給明朝帶來很大威脅。
明末，蒙古族以大漠為主要跟據地，當中分為三個部落，稱為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漠南蒙古包括科爾沁、察哈爾、蘇尼特等十六部；漠北蒙古分喀爾喀三部；漠西蒙古亦稱厄魯特蒙古，分准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四部。三部蒙古分佔今日的蒙古、青海等地，各據一方，互不統屬。清朝在中國東北起家，與蒙古為鄰，因此特別重視對蒙古的關係。
清朝對蒙古的政策，是隨著蒙古各部歸附的時間和所在地而不同的。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其時漠南蒙古南臨明朝，東接後金。明朝想借用漠南蒙古的力量抵禦後金，後金也想與漠南蒙古結盟，聯合抗明，漠南蒙古於是成為二者爭奪的對象。努爾哈赤用和親的政策，與蒙古貴族打好關係。努爾哈赤的后妃中有兩個蒙古人，皇太極的后妃中也有六個來自蒙古。以後順治和康熙年間，清帝一直都有迎娶蒙古后妃，皇太極還招了六個外藩蒙古的女婿，康熙帝也有七個女兒額駙都是科爾沁等蒙古部的親王、郡王。清帝與蒙古王公有「甥舅之誼」，加強了滿蒙貴族的聯盟。
皇太極時，漠南蒙古對後金是一個不少的威脅，當時漠南蒙古以察哈爾部最為強大，其可汗稱林丹汗，企圖以武力統一漠南蒙古。但他的作為引起蒙古各部的不滿，這些小部落紛紛歸附後金。天聰五年（1631年），林丹汗攻打依附後金的蒙古部落，皇太極派遣軍隊援助，雙方戰於大興安嶺東西拉木倫河北岸，林丹汗戰敗退回，病死於青海。此後皇太極多次遣軍，消滅林丹汗餘部，在大漠中獲元朝傳國玉璽。崇德五年（1636年），漠南蒙古各部首領集會於盛京，擁戴皇太極為蒙古共主，清朝於是控制了漠南蒙古。
漠南蒙古為清朝所控制後，漠北蒙古深受其威脅，遂於崇德五年（1640年）由札薩圖汗發起，召開漠北蒙古和漠西厄魯特蒙古王公會議，決定聯合抗清。順治三年（1646年），清朝揮軍入漠北蒙古，但敗於土謝圖汗之下，清廷暫未能以武力使之屈服。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北蒙古為准噶爾部的噶爾丹所逼，經王公貴族開會後，決定歸附清朝。至此漠北蒙古諸部向清奉表稱臣，成為清的藩屬。清朝在內外蒙古（清朝以前並無內外蒙古的說法，皇太極時，稱漠南蒙古為內蒙古，稱漠北蒙古為外蒙古）設立了盟旗制度來管理，加強清朝對蒙古的統治權。
清朝（當時稱後金）在努爾哈赤時就對歸附的蒙古族劃定地界和指定牧場。天聰八年（1634年），皇太極參考八旗制度，對最早歸附的漠南蒙古科爾沁等部分別編為若干「旗」，其首領稱為「扎薩克」。旗與旗之間以天然的山河為界，互不相屬，各族牧放必須在旗地之內，不得逾越。旗之上設「盟」，設盟長，每隔三年，各旗便會在清廷指定的地方會盟。會盟時，必須由理藩院派官員檢閱。盟長不能直接管理旗內事務，盟與旗之間並無統治之權，軍政大事一律由清廷裁決。
漠西厄魯特蒙古的和碩部及杜爾伯特部，一向與清朝保持良好的關係。乾隆廿三年（1757年），准噶爾部首領阿睦爾撒拉叛清敗亡。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原本西遷沙俄的土爾扈特部還國。至此厄魯特蒙古各部都在清朝統治之下，而清朝亦以盟旗制度來治理他們。
清政府在蒙古地區實行盟旗制度，目的是為了分散以剽悍勇銳著稱的蒙古族的力量，使之服從清朝的統治。盟旗制度一直到嘉慶年間仍有所擴大和發展。例如漠北蒙古三部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分為三十四旗，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分為七十二旗，到了嘉慶二十年（1815年）再分為八十六旗。盟旗制度實行的結果，使蒙古族的發展受到限制，因為「分而治之」，使蒙古族不能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但另一方面，由於蒙古族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內安居、放牧和生產，減少了蒙古各部之間的紛爭，對蒙古族的團結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清政府也利用黃教的影響力來統治蒙古，目的有兩個：第一，蒙古人信奉黃教，對達賴和班禪喇嘛十分尊崇。清朝給予喇嘛很大的宗教特權和很高的政治待遇，蒙古人自然歸附。例如順治九年（1654年），達賴五世率領隨從三千人入朝，福臨認為若不親自迎接，恐會惹起達賴的不滿，更重要的是會使蒙古族叛清。〈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一〉謂：
「喇嘛含慍而去，則喀爾喀、厄魯特必叛。」
第二，黃教提倡刻苦的作風，清朝加以利用，從思想上可以消磨蒙古人的勇悍作風，有利於清朝的統治。縱觀有清一代，蒙古族與清王朝的關係非常密切，蒙古各部被清統治後，也沒有大規模的叛變，可見清政府對蒙古族的統治政策是十分得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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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95
清代藏族統治政策
藏族主要居住在西藏地區，而青海、甘肅、四川等地方也有少數藏族聚居。清代的西藏，主要分為三部，即以拉薩為中心的前藏（衛）、以薩迦為中心的後藏（藏），及西藏高原西側的阿里。藏族人的信仰主要是黃教，黃教是藏傳佛教的一個支派「格魯派」的俗稱。其領袖便是達賴和班禪。西藏距離中原較遠，而且地處高原，藏人的文化和生活習慣與中原差異很大。清政府對統治西藏方面是花了不少時間和功夫的。
十七世紀初，第悉藏巴汗統治前、後二藏，推崇噶舉派，迫害格魯派。1634年，五世達賴及四世班禪向蒙古和碩特固始汗求助。固始汗進兵消滅了第悉藏巴汗的政權，格魯派依靠和碩特固始汗的勢力而取得西藏的領導地位。1642年，五世達賴和四世班禪派人到盛京覲見皇太極，與清朝建立關係。皇太極也需要利用黃教來穩定蒙藏地區，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於是贈送金、銀、玉器、緞匹、雕鞍等物，以示友好。
順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五世達賴與隨從三千人來京，福臨親迎於南苑，並設宴隆重款待。翌年四月,達賴回藏，順治帝冊封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賜滿、漢、藏、蒙文金印。自此達賴確立了在西藏政教領袖的地位，也表明了西藏地區與清政府有直屬的關係。
達賴的冊封，使格魯派成為其他藏傳佛教派別之首，黃教也逐漸滲透到地方政權之中。雖然固始汗一系的蒙古汗王仍然掌握著西藏的最高統治權，但在地方中的「第巴」（政務總管）卻是五世達賴的親信，形成蒙古人與西藏人的權力鬥爭。順治十年，固始汗死，汗位空懸了幾年。這期間，五世達賴親自委任第巴，說明蒙古人在西藏的治權經已旁落。
順治十五年（1658年），固始汗之子達延汗繼位，但不久他與第巴陳列嘉錯一同去世。五世達賴便委任桑結嘉錯為第巴，管理西藏政務。康熙廿一年（1682年），五世達賴圓寂，第巴桑結嘉錯隱喪不報，一切政務仍以達賴的名義行事，又請清延把權力移交給第巴。桑結嘉錯的作為，其目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勢和地位，以便對付固始汗子孫汗王在西藏的統治權。因為當時和碩特部的達賴汗在西藏駐有重兵，正值對拉達克作戰，聲勢很盛。另一方面，桑結嘉錯與准噶爾部的首領噶爾丹早年曾在拉薩一同學經，關係密切，正好借噶爾丹的力量來消滅和碩特部在西藏的勢力。後來噶爾丹侵擾漠北蒙古，進行抗清活動，桑結嘉錯都暗中支持。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親征噶爾丹，從俘虜的藏人口中，得知五世達賴早已死去多年，於是斥責桑結嘉錯匿喪不報、協助噶爾丹反清等罪。桑結嘉錯懾於皇威，向清延「伏祈寬宥」，並奏報五世達賴已死，六世達賴倉央嘉錯已轉世坐床（轉世靈童接替前世活佛地位的升座儀式）。清延剛好征服準噶爾，需要休養生息，故承認既成事實，「寬宥其罪」。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達賴汗死，次子拉藏汗承襲和碩特汗位，繼續統治西藏，此時桑結嘉錯與拉藏汗的衝突進入白熱化。桑結嘉錯謀害拉藏汗不成，反為拉藏汗所殺，並廢掉達賴六世倉央嘉錯，另立意希嘉錯為達賴六世。但是新的達賴六世並沒有受到格魯派上層的承認，清政府為了穩定西藏，於是派員入藏，以安定人心。此時，西藏又發生「真假達賴之爭」，原來格魯派三大寺上層僧侶尋得倉央嘉錯的轉世靈童格桑嘉錯，稱達七世，他們與拉藏汗各自擁立一個達賴，藉以爭奪西藏的統治權。清政府為安定西藏，只好派人將格桑嘉錯迎至青海塔爾寺暫住。
藏人與和碩特蒙古人的鬥爭並未因此而平息。當桑結嘉錯被殺時，其部下有的逃往新疆，向住在伊犁的准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之姪）求援。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以「保護黃教」為名，護送格桑嘉錯入藏。策妄阿拉布坦舉兵入藏，殺了拉藏汗，虜其妻子，禁新達賴於札克布里廟，和碩特蒙古在西藏的統治便到此結束。
可是准噶爾軍入藏後，在西藏各處燒殺劫掠。〈衛藏通志．卷十三〉謂：
「毀滅黃教，荼毒生靈，肆行猖獗，蹂躝藏地。」
西藏又陷於混亂之中，清政府決定加以制止。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派皇十四子為撫遠大將軍入藏平亂，配合原拉藏汗的官吏康濟鼐、頗羅鼐的進攻，重創准噶爾軍，使其逃回伊犁。同年九月，格桑嘉錯抵拉薩坐床，受到藏人的擁護。翌年，清政府取締由第巴總攬西藏大權，改立四名噶倫，即康濟鼐、阿爾布巴、隆布鼐和扎爾鼐，共同管理西藏事務，其中以康濟鼐為首。另留三千滿漢官兵駐守拉薩，嚴守通往准噶爾的通道，加強了西藏的統治權。
後來，噶倫之間出現了派別紛爭，阿爾布巴等三噶倫與首席噶倫康濟鼐及其親信頗羅鼐不和。雍正五年（1727年），帝遣僧格和馬喇入藏，調解噶倫間的紛爭。他們還未到藏，阿爾布巴等已起兵殺死康濟鼐，而頗羅鼐於翌年由日喀則攻陷拉薩，軟禁阿爾布巴等三人，三人結果被清政府處死。
清政府鑒於西藏局勢長期動蕩不安，便決定派遣駐藏大臣管理西藏。駐藏大臣共正副二人，任期三年，首任駐藏大臣為僧格和馬喇。又留川、陝二千人駐藏，歸駐藏大臣指揮。另外封頗羅鼐為貝子，總理西藏政務，加強清政府對西藏的控制。
乾隆十一年（1746年），頗羅鼐年老力衰，清政府加恩封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為長子。翌年頗羅鼐死後，他便襲封為郡王，主持西藏事務。但他與七世達賴不和，更密謀反清。當時駐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計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但二人又被珠的黨羽殺害，七世達賴聞訊立即派兵把亂事平定。清廷意識到西藏貴族「地廣兵強，事權專一」，於乾隆十六年制訂「酌定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大意是四噶倫內其中一名必須是喇嘛，地方事務由眾噶倫商議，大事務必遵旨請示達賴並駐藏大臣酌定辦理。通過這些措施，確立了格魯派管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使駐藏大臣與達賴有平等的地位，從而鞏固清朝對西藏的統治權。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廓爾喀入侵西藏，大掠扎什倫布寺內金銀珠寶及藏地糧食、牛羊，西藏僧俗人民蒙受巨大災難。清廷聞報，派福康安為大將軍平定廓爾喀的入侵。至此清廷決心整頓西藏的吏治。同年，福康安與八世達賴、七世班禪共同商議「西藏善後章程」，翌年修訂為「欽定西藏章程」二十九條，正式頒行。
「章程」對駐藏大臣的職權範圍、官吏的升遷標準、邊界防禦、對外交涉、財政貿易、宗教活動等各方面都有詳細的規定。大意是駐藏大臣的地位與達賴、班禪相等，西藏事務需共同協商。官員任免由駐藏大臣批准，巡視邊境、對外交涉、財政管理等事務都由駐藏大臣處理。宗教方面，則制定「金瓶掣簽」的方法，規定達賴、班禪或各地呼圖克圖（活佛）去世後，由駐藏大臣將各地所覓得的呼畢勒罕（化身）的姓名、出生日期用滿、漢、藏文寫於簽上，貯於金瓶之內，由駐藏大臣監督抽簽而定。這樣可避免繼承的紛爭。
「章程」頒行後，大大提高駐藏大臣的地位和職權，鞏固了西藏地區的邊防，穩定了西藏的局勢，對於清朝統治西藏起著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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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95
清代西北民族統治政策
中國西北部新疆一片廣大地區，古時稱為「西域」，漢朝在那裏設西域都護，成為中國版圖。以後歷來中原統一政權都曾用不同的制度管理新疆，但多以臣屬關係為主。光緒十年（1884年），清政府采納劉錦棠之議，於新疆建立行省，其行政機構便與中原各省無異了。
新疆被天山分隔成為南、北兩部，南疆是沙漠地區，氣候乾燥炎熱，北疆是草原和荒漠，氣候涼爽。清代天山南部是維吾爾人建立的葉爾羌國，北部則為厄魯特蒙古所佔。康熙年間，准部首領噶爾丹正積極向外擴張勢力，四出征伐，結果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率軍攻破葉爾羌城，俘虜其首領司馬依回伊犁。至此天山南北路皆為准噶爾部所統治，以後歷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策零等汗，他們長期與清朝對峙。直至乾隆十年（1745年），噶爾丹策零死，諸子為爭奪汗位府控制了天山北路的地區。
北疆的蒙古人被驅趕後，南疆的統治權也移交到維吾爾族人手中。清軍平定准噶爾之亂後，把原被關在伊犁獄中的天山南部白山派首領瑪罕木特的兩個兒子釋放。並讓大兒子大和卓（和卓是維吾爾人對伊斯蘭教先知後裔的尊稱）波羅尼都回葉爾羌，幫助清政府統治南疆，留小兒子小和卓霍集占留駐伊犁，掌管當地維吾爾族。但小和卓覺得自己是一個人質，於是潛逃南疆，鼓動大和卓叛清。大和卓本想歸順清政府，但小和卓想自立王。終於小和卓殺害了清朝招撫使阿敏道及官兵百人，並佔領了庫車、和田以西的地方，自稱「巴圖爾汗」。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小和卓公然叛清，清發兵征伐，把大、小和卓圍於庫車，但被二人逃脫。清改派兆惠前去征討，但孤軍深入，兵力單薄，反被圍於葉爾羌附近。幸得援軍開到，與兆惠會合，迫使、大小和卓逃往帕米爾高原，二人被當地酋長殺死獻於清軍。大、小和卓之亂平定後，天山南北回復統一。
清政府原想以大、小和卓治理回疆，「以示羈縻而已」（《清高宗實錄》卷五四八），但他們的叛亂，使乾隆帝意識到這是無效的，必須由清政府派人管理。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決定設立伊犁將軍，總管天山南北的軍政事務。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正式在伊犁設將軍衙門。伊犁將軍之下，設都統、參贊大臣、辦事大臣、領隊大臣等職，分駐烏魯木齊、塔城、葉爾羌、和田等地，協助伊犁將軍處理天山南北各地區事務。
為了鞏固邊防，清政府在新疆還派駐了軍隊，當中有八旗兵、綠營馬步兵、綠營屯田兵。軍隊由各地軍政大臣統率，由伊犁將軍總轄，其中大部分駐守天山北路和東路，以伊犁最為駐重兵之地。
行政方面，清政府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針，針對新疆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特點，建立三種相異的行政制度。在烏魯木齊以東漢族移民聚居的地方，實行郡縣制度，設鎮迪道，下分鎮西府和迪化直隸州。府以下設縣，架構與內地無異。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爾扈特部首領渥巴錫、舍棱率眾與和碩特一部從俄國伏爾加河遷回中國，被清政府安置在北疆遊牧，設盟旗制度管理之。各盟旗隸屬於理藩院和駐防的將軍、大臣。盟設盟長，旗設旗扎薩克，職位可以世襲。與清代統治蒙古政策一樣，旗扎薩克統轄本部之事，這種制度適合草原遊牧地區。哈密和吐魯番雖是農業區，但兩地貴族忠於清朝，平亂有功，故清政府特別授於他們扎薩克職務，以示榮寵。
在南疆的地方，則按維吾爾族的特色，采用伯克制度。伯克是回語「首領」的意思，伯克制度是維吾爾族原來的社會管理制度。清政府以「因俗而治」的方針，沿用此制來管理南疆的維吾爾人，但其制略有變革。例如伯克不准世襲，其選用、任免、補缺皆由朝廷處理，各地伯克均受當地駐扎大臣監督。清政府又分散伯克權力，規定伯克的品級，在行駛職權時，必須由次一級的伯克同意才可執行。更規定本地人不能充任當地的伯克而必須外調。種種措施，皆為了避免維吾爾族割據一方、自立為王的情況發生。到了新疆建立行省後，伯克制度也一同取消。
經濟方面，清政府在新疆大興屯田。康熙帝在出征噶爾丹之時，苦於軍糧難於運輸，於是采用屯田制度。〈清史稿．食貨志〉謂：
「新疆屯田，始康熙之季，察罕諾爾地駐兵，因於蘇勒厄圖、喀喇烏蘇諸處創屯種。」
乾隆時的新疆戰事頻仍，屯田就更為需要了。當天山南北統一以後，便在此進行大規模的屯田。屯田可分軍屯和民屯兩類，軍屯是在駐軍中抽調部分士兵，每人分田二十畝，發給耕牛，年終交糧。民屯則由漢人或回人耕種。清政府鼓勵漢人移民定居新疆，發展屯田。此外還有發配罪犯到新疆開發屯田的做法。屯田的開發，使軍糧問題得到解決，又促進了新疆的農業開發，更增進了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對於治理邊疆有很大的作用。
此外，清政府還對新疆地區發展商業和貿易事業，使天山南北很多城市都成為了商業中心，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又減輕賦稅，改善了維吾爾人的生活。清朝對新疆的統治，因而長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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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95
清代西南民族統治政策
中國西南部的貴州、雲南、廣西等省份，聚居著很多瑤、畬、壯、苗、黎等少數民族。他們分佈在西南各地，其生活習慣、語言、風俗等各方面都與中原地區有很多不同之處。西南地區高山多，平地少，這些少數民族在山頭聚居，自力更生。但經濟水平比中原落後，平日又較少機會接觸中原文化，形成中原和西南少數民族的隔閡愈來愈多。因此歷代統治者對這一帶地方都採用特別的方法來統治，其行政架構與內地的大為不同。〈明史．土司〉謂：
「楚莊蹻王滇，秦開五尺道，置吏。沿及漢武，置都尉懸屬，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吏之所始。」
唐宋時期，實行羈縻州制，以西北諸蕃及西南蠻夷的首領為都督、刺史，並讓他們有世襲的權利，這已是土司制度的雛形。元朝蒙古人未定中原之先，忽必烈已攻佔大理，建立行省，控制了西南地區和各少數民族。可是蒙古人遭到他們的激烈反抗，使蒙古統治者難以在該區委派官吏統治，更影響了蒙古軍向中原進兵。於是蒙古統治者便任用各部族酋長為各級官吏，令其守土安民，這些官吏稱為「土司」，這就是土司制度的開始。土司制度至明一直沿用至清。清代仍有土司之設，且比明制完善，但隨著清朝國力的增強，土司制度由盛轉衰。雍正時的「改土歸流」政策，遂令土司制度江河日下，土司漸為流官所取代。
清入關之初，因要集中力量對付南明政權和三藩之亂等漢族反抗，所以無暇對西南少數民族建立統治權，仍然因襲明制以土司治理。不過清統治者對土司的控制較明代嚴格，規章亦較為詳備。清廷會發給土司印信、號紙，號紙上寫明土司姓名、職銜、世系、授職時間等。凡土司故世、革職或年老有疾不能視事者，准許其子繼承，但仍需由吏部查核。印信由中央頒發，以示為朝廷命官，文、武職土官均有。一般來說，土官的文職屬吏部驗封司，武職屬兵部武選司。文職土官，品秩與流州縣官是完全相等的。
土司的職責主要是「世守地方，保境安民」，此外還要向中央納貢輸賦和供給徵調。清代取消明代實行的進貢，改為將貢品折銀徵收，土司繳賦，只需向州縣繳交即可，免除了千里入貢之勞，朝廷亦可省卻大量賞賜和沿途接待的負擔。
然而，土司制度存在著不少弊端。一些土司對土民施行暴政，土民深受其害。〈清史稿．世宗本紀〉謂：
「各處土司，鮮知法紀，苛待夷人，生殺任性。」
土民如有不遵土司之意者，土司即沒收其家產，將其人及家屬分賣各地為奴。更有甚者，還施以挖眼、折骨、剝皮等酷刑。土司草菅人命，實在駭人聽聞。
土司還對土民抽取重稅。本來各土司區向中央交納的賦稅是根據土司區大小、人口多寡和自然條件好壞來訂定的。但各地土司借納賦的名從中苛索，例如雲南鎮沅土府，每年應徵銀36兩而實徵2348兩。本來土區賦稅應比流區為輕，但結果土民較漢民的賦稅反